日期:2011年11月5日(六)
時間:3-5pm
地點:Café Golden(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1樓05室)
主持:何應豐
嘉賓:張國永、曾文通
摘錄整理:陳國慧

主持何應豐先與大家分享有關香港在表演藝術發展上的感觸。他認為香港雖然是走在專業化的路上,但藝術本身的意義卻經常被扭曲,同時,製作的量與質並非同步增長。作為設計師的他,覺得本地導演或編劇,甚至是表演,多是集中在語話和文字上,對舞台上的其他元素是相對忽視的,亦缺乏這方面的美學思考。何應豐認為,演藝學院作為目前本地唯一一所培訓專業舞台工作者的學院,它成立以來,對設計、燈光等的舞台元素,都看只作為製作內的其中一些技術部門,那我們將如何思考舞台作品作為一個整體?又如何打開在文本和製作以外的可能性?
何應豐說今天兩位嘉賓都在設計上有很多不同的嘗試,他希望他們的經驗能夠引起大家多方面的思考。特別是當年是他學生的曾文通,何應豐笑言他是一個經常欠交功課的學生,然而卻一直保持其心性,走出屬於自己的設計之路;他希望曾文通能夠與大家分享在本地教育制度下,他是如何看藝術和自我修養的發展?於是,曾文通便先談自己為什麼會選擇舞台設計作為志業。原來希望唸表演的他,當時沒有被取錄,卻反而進了設計學院;不過他卻發現現在當中找到很多表演的可能性,是全方位地去了解舞台。
曾文通坦言有個心願,是希望在任何一個舞台崗位,都以專業的身份參與一次,他說這「對我如何理解設計是大有幫助」。他說目前在演藝學院教書,遇到的學生都很安守本份,他笑言「很想他們不交功課」的背後,其實是更希望打破學生對設計的固有想法與程式,「希望他們更相信自己的直覺」。曾文通在這種方向的教學下,發覺學生們找到很多驚喜,他們在原來的教育制度下實在有太多框架。他雖然覺得畫設計圖是有需要的,但亦不認為非此不行,因為有時其實導演亦缺乏這方面的美學訓練,單靠畫圖,彼此的溝通可能會不大成功。曾文通舉例說,可能嘗試用其他方式切入──如用身體──更有助打開溝通的不同空間。
曾文通分享在台灣創作的經驗。他曾在台灣與一個木偶劇團做工作坊,作為設計師,他是由創作的初期階段便開始加入,導演再由工作坊當中抽煉元素成為演出。這種合作方式在香港並不容易碰上,但他與台灣團隊合作,卻往往都是在這方式下進行。曾文通坦言,台灣的創作人很歡迎設計師提供意見,「這是很令人感到興奮的」;但在香港的製作,設計師則多是擔當支援的技術性角色。
跳舞出身並在演藝學院任教的張國永,覺得這問題是很複雜的,很難歸究於是某一個環節(如教育)的問題。他坦言,香港現在的演出數量非常多,藝團要生存有很多不同的考慮,如票房、場地等的因素都會介入,而更多的是成本效益的考慮,當中必然是有關效率的。張國永覺得這想法其實是很錯的,不過卻「的確是目前吊詭的情況」。他回應是,當設計師有這麼多演出要處理,很多人未必會願意投入時間去為一個演出進行工作坊,因為那些時間「我可能已經能夠做三個作品了」。
張國永承認,隨著演藝的訓練越來越專業,同時亦多了很多量度的尺,而這量化的尺是很清楚和準確的。相對來說,當欠缺在質方面(舞台美學)的思考與訓練,像曾文通所提及的創作的有機性,可產生的機會便很少,亦多了成本因素的介入,少了實驗的空間。他坦言「這是香港目前的缺失」。不過,張國永覺得,現在的學生是需要一些時間離開原來的框架;而當進入這行業後,不要太快便認為自己是「設計師」,多透過不同的創作空間去找自己,會有更多可能性。
接觸很多年輕人的曾文通,亦同意張的看法。他是相當鼓勵學生,不理成本和他人看法,去實踐自己所想做的;他近來看到很多有潛質的年輕人,「希望多鼓勵他們」,令他們不那麼容易洩氣。張國永亦認同,在香港這消費主義形態下發展的劇場,是很少可以如台灣一樣;年輕人會洩氣,是因為在經濟和時間上不斷「蝕本」,在長期下去是很會令人卻步的。何應豐則回應,當年都是自己掏腰包做演出的,因為自己想做;但不少人如果有經濟上的負擔,則是很難長期維持下去的。他覺得,學生們在「很豪華的環境下受訓」,但出來面對的現實則是資源不足。
曾文通卻分享,「從沒有開始」其實有很多可能性。他坦言,有時製作的預算少,「反而會覺得更興奮,就看可以做到什麼」。他說曾在台灣的一個小劇場,做過一個只有二千元預算的演出;那次他用了很多白紙去做舞台設計,很簡約而且成本低,但觀眾卻覺得很有驚喜。曾文通自言,他亦參與過一個涉及二億元預算的製作,但人們會因此而抱有過多的期望。他反而覺得,現在的製作「是太有預算了」, 當「沒有」的時候,想像力和可能性才有機會被發揮出來。何應豐亦認同,要學習「在限制中找到無限」。
張國永亦與大家分享最近在台灣的經驗。他亦同意,台灣劇場工作者對設計師的位置與看法是很尊重的;此外,還有一件事令他甚有感觸,他曾被一位台灣導演問及,為何香港一些重要創作項目,並不是找真的從事這方面的專業人才去做?他亦承認這是很奇怪的現象,覺得香港的設計師,並沒有受到應有的認同。張國永進一步以和何應豐合作的演出為例,分享設計師當如何以演出的整體為大前提,「而非只看自己的方便」,因要顧及的,是演出的整體脈絡。
何應豐說,現在多了很多本土設計師,競爭大,如何走出自己的天地?曾文通亦承認,在九七年前後,因為有很多新的藝團成立,而多了很多嘗試的機會,當時設計師有機會與藝團一同成長,彼此支援;相對現在則很不同,發展成熟的藝團都失去了實驗的空間和勇氣。不過曾文通亦非完全悲觀的,相對於外國的情況,他說香港設計師能參與製作的機會,其實是相當多的;他當年亦在不同的劇場崗位游走過,「累積了很多經驗,對我來說很有幫助」。他鼓勵年輕朋友多作嘗試,是會找到自己對表演藝術的感覺。
台灣的藝文生態看來比香港理想,但曾文通回應,其實台灣亦有其問題。他舉了「金枝演社」的例子來說明;並坦言要發展到一個完善的制度是很困難,但亦可以嘗試用一些方法去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要踏出的一步。何應豐覺得,香港的無根狀態,令兩地的藝文界發展呈現了很不同的狀態;他覺得問題在於「我們不說藝術本身,先說的是資源」。何應豐覺得,即使政府給予我們資源,我們亦不應自我審查;兩者的關係是對等的,是互相的需要,多於是「僱主與僱員」的關係。他覺得對於自己所追求的要堅持,今天自己雖亦要「找生活」,但亦必須堅持自己認為值得去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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