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香港新視野藝術節將帶來資深劇場人何應豐的新作《大鬧天宮》。意向化的舞台表達加上戲曲元素的穿插,這個齊天大聖的經典劇碼中,主角搖身一變,成了烈性女子李慧娘。七個李慧娘,也要「大鬧天宮」,齊齊說出自己的故事,震動觀眾的心靈。  

反問的情懷

 何應豐的藝術工作室,現在的名字是「何必。館」,這個可堪玩味的名字似乎正正可以體現他對於藝術的態度。曾經創立「瘋祭舞台」的何應豐,認為創作不應只局限在舞台,既然創作的方式可以很多元,所關涉的範疇也可以很多樣化,那又何必畫地為牢、自設壁壘?從名字中具象的「舞台」到引人聯想的「館」,藝術家好像變得更從容自在,他放鬆了曾經緊握的拳頭,只是閒閒地攤開了手掌,邀請觀眾來一起分享這小天地中發生的一切。「這個名字不是從我這裡來的,有一次在日本京都的一條街上,看到一個很小的博物館,就叫這個名字。我覺得它很特別,直覺上從那裡借用了過來。」何應豐說,「何必。館」中的「何」可能是他本人,「館」則與「管」諧音,到底是「一定要管」還是「何必去管」,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是拋給觀眾的問號,也更像是他對自己的反問。


 一個工作室的名字,已經可以不斷問,何應豐的作品,更是隨時都在問問題。從瘋祭舞台時期開始,他的作品大多都在回應社會的當下狀況。「我覺得藝術是一種情境,不只是在表面上講社會問題,而是進入底層去問一些問題。」香港回歸前後,他創作了《元州街茱莉小姐》三部曲,當時,大多數人都聚焦在爭論政治制度的轉變,他卻去問另一個問題:「當你離開了母體幾年後,突然這個媽媽認回你,你肯定會有不自在的時候,甚至會產生懷疑;但是你血緣下面流淌著的東西要追溯到多遠呢?宏觀整個中國的歷史,已經經歷過不知多少變遷,香港只是其中一個分裂出來、接著再重新調整自己位置的例子而已。所以整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那麼簡單,也不是政制改變那麼簡單,但在我們的文化環境中很少深層地去問這些問題。」

 永遠去追問這些深層的問題,而不只是跟著喧嘩的大環境與大語彙而人云亦云,不管在甚麼時代,大概都是十分吃力不討好的事,甚至經常被邊緣為「小眾」。但何應豐不在乎,用他的話說,我們在大學裡專攻的知識其實也很「小眾」,但既然我們不介意這樣的學習,為什麼不能有勇氣在社會中去堅持一些特別的東西呢?如果每一種多元的面貌都能被尊重,每一種不同的信念都能有空間生長,社會才會更加健康和豐滿。對待藝術,他的態度也如此,當大多數人從政治著手看問題時,他卻希望站開一點去看生活。「我相信政治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不會用這麼一個單薄的政治觀去看生命。藝術對我而言是一種行動,是一面特殊的鏡子,帶給我重新看世界的方法。藝術平台是一個實驗室,是對文化、議題,對生活現狀的重新解剖。」

 正如「何必。館」這個名字所顯示的一樣,不需要預設的角度和觀點,不需要某種情懷的加持,只是一個小小的問號——當大家都執意於某一種態度或看法時,為什麼不能改變某個角度,打開某種新面貌?何應豐說:「何必,是一種反問的情懷。」

七個慧娘大鬧天宮

 《大鬧天宮》也是一種反問。問甚麼是成功,甚麼是權力;問夾縫中的生命如何透出光。劇作以富士康事件為起點,去看那些真正推動城市發展的卑微生命,如何被虧欠,被忽視,被冤屈。發展要求快速與宏大,是否就意味著要忽視每一絲細小的卑微?何應豐在舞台上虛構出一座墓園,裡面埋葬了七名沒有名字的女工。墓園的看守者「陳孫爺」自稱「悟空再世」,用昔日大鬧天宮時剩下的四十九顆蟠桃回復了齊天大聖的法力,借用墓園內名叫「李慧娘」的屍首,讓七名女工重返人世,甚至「大鬧天宮」,申訴冤情。七個慧娘,七個女人,每個人都要講出自己的故事。

 與其說這是重現富士康事件,不如說是借這七個女人的口,去表達:在世界每個角落每個被忽視的小人物背後,都同樣有著他們自己豐滿的生命、特殊的歷程,與所懷抱的夢想與期許。「我們總是假設有知識的人很自然地便掌握權力和智慧。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今天很容易忘記了我們的社會,或者整個城市發展的起點。現在的中國,有很多人願意跨省跨鄉,他們也有自己的夢想想要追尋。但他們作為一個人,最基本的尊嚴都沒有被給予,而我們只會享用iPad或iPhone。如果我們可以同時發展人文精神,給這些工人最基本的尊嚴,肯去傾聽每一個人的特殊歷史,而不是一個單一化的被別人裝飾了的歷史,我們的社會兼容性會更大。」要走這條路,永遠是緩慢的過程,但並不代表我們可以不去做。「我覺得藝術就是這條橋,是去建構這麼一種可能性。這也許是卑微的力量,但我們憑甚麼不去重視這些小小的卑微?」

 正如何應豐所說,戲劇不是目標,不是終點,它只是一個跳板。比起舞台上上演的劇目,生命才是恆常的主角。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2-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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