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封及第十四封片段。1979年11月6日及17日。】
 
這天揭開向朋友借閱的汪精衛詩集《雙照樓詩詞藁》，看至《秋夜》如是幾行：「……商飈一何迅，掃此流塵積。叢憂亦如此，摧陷苦不力。學道與光陰，勢若常相厄。崎嶇蟻負重，飄瞥駒過隙……」
 
現已是九月中旬，應是入秋時分。只是北方和南方的秋天不一樣，詩中說秋，又是幾許不同內涵！置身11月布拉格，已步入寒冬。監獄中的哈維爾，又如何談「已過的秋天」？中國文人愛講意境，但如何審思其所以，卻多變成概念性想像，如哈維爾般鉅細的記錄日誌，少有被重視（又或是難免淪為他日指控他人的「證物」罷了）！

如汪精衛、胡蘭成般被視為「賣國賊」的，給掌握官方語話權的人按利益編制民意，將人家身分「蓋棺定論」，如何真箇回到當事人成事成物的軌跡，（幻想）理清一二？哈維相信「筆鋒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en），汪胡二人亦筆力非凡，但奈何中國土壤所栽種出的文人，多講情懷熱血，將情理之所以都隱藏其中，又怎會如哈維爾開放私人書簡，隨情去談如痔瘡般「不雅」的事？
 
相信，汪詩情感豐厚，卻是慕虛的文字；哈維爾卻選擇了書信和戲劇，其思理是務實者多。尤其置身獄中，時間，是每一次收到奧嘉爾包裹前後的概念，又或是獄吏執令時間的變換，不斷改寫着時間的概念。故掌握實情和當中行事條理，是尋求掌控自身生活內涵的基本起點……
 
誠然，虛中豈無實意？實中亦處處如虛如幻！
 
汪精衛面對當年紊亂國情，其中經歷，「實在」得難以三思下嚥，唯借詩紓解情愁。在愈描愈黑的國度裡，中國人多選擇了屈原《離騷》般情懷……想深一層，也許一切都從具「國策」意向的「教育指引」開始，在掌權者企圖孕育「國情大義」為先的「大同」（實為同化他者）前提下，旨在「維穩」，人似卑微卻獨立的存在，默默被貶抑至「不值一談」的尋常事！「規劃教育」在服務政體而不是協助人自強自省的雨傘下，就連宋明理學，也偏愛談學習「聖人心性」，目標是藉此「教化異己」，其「理」獨缺現代人研究自然科學的辯證過程。我們自誇擁有博大精深的文化遺產，遺憾是，它多淪為被少數人按其身分及權益支配論述的「虛榮物業」，選擇性利用可重塑的「國營材料」，稽查或煽動着人民情感的去向，去完成「統一他者」的大業……
 
甚荒誕的是，二千多年來，在全國以節日歌頌「愛國詩人」屈原 ﹣ 一個被流放者 ﹣的國度裡，時至今日，卻不斷製造出許許多多的「異見流放者」，更同時接受不了像劉曉波般文人，更莫說與「愛國情懷」深遠相連的「諫言」﹣《零八憲章》！中國歷史長河裡，一直奏着的，都是《廣陵散》般的哀曲！在只談屈原愛國，鮮探討圍繞他背後的楚國政治，更莫想延伸思考中國歷代權貴政治的陋習和腐敗根源，如此選擇性套取人物特質作「愚民之策」，又怎去想像如哈維爾般自覺和理性的教育本質？
 
以選擇性概念「行銷教育」，尤其對象是稚童（及至青少年），其感染會默默潛入一生的骨頭裡面！
 
哈維爾近乎日常事務紀錄的書寫，沒有「偉大愛國情懐」（何況總會有人如是想：一個仍不過一個世紀的捷克又怎與幾千年文化的「中國」相比），只有對每日受監控下的「有限生活」作上細微的描繪和訴說，從中反思生命種種。縱觀其近乎全盤理性的「生活重組」，委實難有《秋夜》般情感，或許如絲細緻梳理瑣事，是源自一種選擇，一種需要，一種重建慣性以外國度的重要過程。如汪氏般以「情詩」綜合感覺本無不可，但當中濃得化不開的情結，除企圖紓解心事外（又或是，在充斥着文字獄的國度裡，它是唯一可避過他者日後檢證的「虛招」），又怎樣幫助作者理順自身和他者關係的情理？在「愛國」的大前提下，其中「感情」又幾近一種終極盲點，給他者一二模模糊糊去通過「政治批核」的素材罷了！
 
在只談「偉大情操」，少談一己「私利私慾」的國度裡，人每變得更虛偽！
 
讀《離騷》，確實字字珠璣，內藏百般隱喻，但能真箇明白的人，恐怕為數不多，結果詮釋作品多倚賴「專家註腳」，才能進入其中所以！語話，本用以溝通；詩詞，卻具文學內涵，須細膩咀嚼。奈何，當學習過程，嚴重給「被授權的專家們」支配了理論的角度，又或在篩選下所剩餘的有限資料，平凡的你我又如何觀照其中？愛詩的同時，我們亦需要懂得從平常生活學習自然及規劃文化間的尋常徵兆和矛盾，從中感悟，建立理性和務實的思想情理。
 
以慕虛的情懷和概念去起動民意，卻是常見的政治手段！
 
《離騷》中有此句：「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究竟今天如何看「桀紂」（又或是他們一直存在至今）？是甚麽令屈原「窘步」？昨日和今日間對「黨人偷樂」有着何許理解的差異？所指的「路」究竟又向心何處？當大家埋頭嘗試尋找文中重重可能的註釋，冀求得知多一點點屈氏慨嘆背後所指的一切，多少人早各自斷章，按自身所屬組織的持份空間、處境和條件，所思所好取其所需，卻少有探討屈原作為一個獨立個體，其肉身正處於怎樣的狀態，其情感意識在書寫或吟唱之間，又背着怎樣文化及特殊物理環境，讓他在被放逐期間，創造出精采的文學巨構？
 
誠然，我提出的假
想只能按有限史籍作推論，記載亦因時代的思想朝向而有着不一樣的選擇，具體內涵理應無從稽考！今天有關屈氏的「生平」，大多是給不同史家按其價值觀「重新規劃」的「概論」，當中絕對缺乏像哈維爾般第一身生活素材，給你我提供較立體的人文塑料。在嚴重欠缺洞悉人文生態和時代情理比較的前提下，單純透過閱讀詩歌，其內部本身可能十分實在，只是在時代周邊價值的感染和有限的思索領域下，頓時變若浮語虛詞，不安穩得像一再給人家複製成可渲染情感的「政治工具」……
 
被困在特殊內憂外患、權力混雜時局的汪精衛，如何思考「和」與「戰」，「徐圖恢復」民族氣節，是極為複雜的政治及道德議題。何況，談「道德」，每在特殊政治氛圍下，總變成去完美他者想像的虛無價值概念罷了！倘若，又切實進入詩人的立點，其詩牽動着的「聲」「色」，虛中有實，委婉詩文，似是紓緩內壓的「安全出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內亂局勢，又豈有像哈維爾在獄中靜下來的心，在「愛國情操」至上的文化氛圍下，逐一歸結此起彼落的意識旅程，或許正是因唯恐「政治不正確」而缺席的文化想像！
 
假如按史學家余英時在《歷史與思想》中的分析，中國是一個藉儒家為表、法家為實以治民的國家，本質強調韓非子的「法」、「術」、「勢」之道，深信「人性本惡」，又豈有可容納對人權和公民權訴求的胸懷，接受如哈維爾般自由思想尺度的書寫？試看《傅雷家書》，一個飽受西方思潮影響的翻譯及文學評論家，在非常國度裡，他寫給兒子的書信，始終離不開「國家榮辱」，在如此勢利和扭曲事理的年代，其文字距離真箇自由的思想還遠！
 
單以他者行文，去斷定人家內涵是既欠公允、亦是沒可能的事！如哈維爾給自己計劃中第一二項所言，「最少要保持像此間的健康（甚至將痔瘡醫好）」和「重整自己的心理狀態」，人每天每日能如是檢拾及調整生命的根本，是自律修行的基礎。行文，只是嘗試觀照生活種種的其中片面行動。在監獄中行文，弔詭的每是藉四面牆壁的空，重整外邊世界的實。如屈原及汪精衛，寫作是必須給自己進行內部心理調整的過程。於哈維爾，戲劇是他「成詩」的法門，在強調梳理人間價值的旅途上，透過更實在建築的人物角色、事件矛盾和意識流向，以第三隻眼睛，審思世道種種，其創作經驗，又難以與詩相比！
 
詩，隱藏重重註腳；戲，亦然，只是不同門度，折疊不一樣風景！前者借虛作跳板去細味現實，後者以局尋覓現實中虛空！兩者之間，作者的存在和支撐藝術行動背後種種，才是實體的本相！
 
一朝，我們學會尊重他者所以，管你我他怎麼不一樣，少按自身不全和從來偏頗的道德，說三道四！學到知行兼備，輾轉要磨上半個世紀，才悟到點滴。昔日多少誑言，填滿胸口，不斷假想「理應」的「實情」，不又是一再墮入存在虛妄，忘記了人間和萬物相照的本相！其念，聊是不斷流湍着的意識，穿梭於肉身每日與周邊碰上的有限世界裡外，混沌中各自修行罷了……
 
在掌權者的視界，鮮有尊重獨立思考的領域，其「道」與「勢」長相厄。平凡人，難怪如汪詩感慨：「崎嶇蟻負重，飄瞥駒過隙」！
 
20-21/09/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