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何時起，公義變得需要包裝？

　　二零一零年六月八日，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 對於台資企業富士康在內地的工友接連自殺輕生事件組織了一個反對富士康行動，並且定六月八日為全球悼念富士康自殺工人悼念日。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分子，對我而言，參加的原因只有一個，因為富士康剝削工人的行為令人髮指，因此我認為有必要站出來，表達我的不滿。

參與社會運動，對我來說仍是第一次，我感到興奮不已, 還比集合時間預早了到步。在尖沙咀吃完一頓豐富的早餐後，便開始想像幾百人示威的浩瀚場面會是什樣的。到了九龍公園集合，眼看示威人數比我預期的少很多，一行只有二十多個，今我感到有點失望。但抗議行動令我感受良多，當中的觀察和感受亦絕對值得反思。是次活動分為兩部分, 先是到太子酒店富士康的股東大會會場地外抗議, 其後就轉移到郭台銘之弟郭台強所開的蘋果產品專賣店Studio A抗議。

　第一次的抗議行動裡，為了避免守衛的阻錨，大家都各自分為三五群，掩人耳目。我和幾位示威者到達會場後，發現示威行動已經開始，大批記者已經鋒擁而至，我便唯有擠到較後的位置，還來不及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就已被身旁的一位人兄塞了一塊示威牌，本想看看牌上寫了些什麼，但隨之而來的就是示威者的吶喊：「無良富士康，工人心慌慌」、「自殺非偶然，管理要改善」和「工人不是機器，工作要有尊嚴」等都叫我只好跟大隊舉起示威牌，齊聲呼叫。直至富士康代表遞交簽名及請願信後，人潮才散去，這樣我才方可見到地上放置的工人紙紮人偶，及我手上執著的「bloody apple」的標語，這才方可令我大概明白剛才的示威究竟發生什麼事。

　　在兩次的抗議裡，有為數不少的記者在場採訪，令我感到不是味兒的。我們明明向富士康和APPLE公司作出抗議，但我們偏偏背對住他們，面向記者高叫口號。究竟示威是說給誰聽的呢？當中亦有不少為了讓記者拍照採訪而做的配合，例如：我們會為了讓記者能夠「影靚相」，曾將我們的示威橫額放下。其後，為了悼念富士康逝去的工人，我們默哀一分鐘，但在那一分鐘裡，我的心是何等的複雜呀！閉上眼的那一秒開始，攝影機及拍照聲此起彼落，我的心裡湧出了十萬個憂慮──不知攝影機會否拍到我？即使上了鏡，還未睡醒的我，那黑眼圈會否嚇人？儘管心裡不斷掙扎，但其實根本沒有一秒向工人們默哀的。結束後，我在想為什麼示威抗議的本質好像變了，儘管我並沒有懷疑示威者的決心，但整個示威有如在做一場ｓｈｏｗ，要夠震撼，有啅頭，二個字講完──「夠爆」！

　與劍玲回家途中的分享令我更明白這場 show 背後的運作及原因，遊行示威除了講求內容，還需要策略、計謀的配合，為的就是要求媒體的關注（media attention），因為媒體是所有香港人資訊的來源。沒有了它，我們的聲音根本不能傳開，但諷刺的是，媒體的可怕在於它選擇性地報導他們認為最具新聞價值的事。還記得在第二個示威行動裡，我們到郭台強所開的蘋果產品專賣店 Studio A 抗議時，有不少民間團體在場發言，但因他們的辯說技巧欠佳，根本沒有記者傳媒對此感興趣，有些記者在打呵欠，有些索性找其他地方拍照。但事實上，幾位發言者的言論十分有力，他們指出身為富士康其中一名大客戶的美國蘋果集團，以賺取大部分的盈利,間接減低富士康工人的工資，因此對他們的死，APPLE公司實在是難辭其疚。如果消費者購買蘋果產品，就是間接地支持富士康的剝削行為。當我回家看新聞報導，才知道我們的三小時抗議行動被剪輯成一句：「富士康在香港的股東大會亦有團體抗議」，當中的所有內容都被抽空，變得單一化，變成一個資訊，而這個資訊的價值卻因為其爆炸力及吸引力不大而被眨得一文不值。

　　我在想，由何時起，公義變得需要包裝才能喚起人們的人民關懷？我們明確地知道這些大財團的剝削足足令四十萬工人生活極為坎呵，他們的可恥行為亦從郭台銘將工人自殺歸咎於他們為換取公司撫恤金中可參見一班。我還以為這樣如此明顯的公義問題，只要把它赤裸裸的說出來，自然有很多人挺身而出，因為「公道自在人心」一直是我心中以為不變的道理，但原來在資訊科技發達的社會裡，每天我們被資訊世界轟炸，新聞資訊亦成為了一件產品( product )──消費者知道了，明白了，消費（consumption）完了，就可以抛諸腦後，可以close file了。富士康事件早在五月尾便有組織舉行了抗議富士康行動，而且取得不少人的關注及支持。如今，儘管工人自殺人由人升至十二人，但這新聞已變得不再新鮮。

　　雖然如此，我並不感到灰心，因為我相信公義必能令人走在同一路上，就如我第一次的示威經驗中，一班萍水相逢的人，來自不同的背景及團體，但為著這關於公義的事站起來，大家心裡想的，口裡高呼的是個一致的期盼。難怕是因長期舉牌而導致雙手發痺，難怕是因大聲公的巨響變成耳朵響鳴，因為我相信集合大家一點點力量足以能夠改變這個社會，重現蝴蝶效應的奇蹟！

丘嘉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