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推銷員之死》探索一個尋常角色的不尋常性 

記得在美國大學修讀戲劇的時候,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 1915-2005)的1949年作品《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是熱門的劇本選材之一。我亦在表演課上曾選演劇中有關Happy和Biff的其中片段,我扮演Happy,演Biff的對手是一名南美阿根廷人,二人不論由外表到內涵(包括口音),都沒法教人想像是「兩兄弟」。戲如是演,教授卻滿腦子「米勒的角色印象」,給我倆循「表演」上提出意見。誠然,那日只是課堂習作,但對同學和我的經驗來說,絕對不是劇作家會關心的問題 ﹣一個有關跨文化地域的角色想像。相信1983年米勒親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與英若誠合作執導此作品的時候,他面對的豈會是單純美國的《推銷員之死》?演員在假裝自己是美國人的同時,中國(或甚至純粹的北京)文化又豈能沒有影響角色上的詮釋和演繹?單從英若誠的翻譯本與原文對照,已有不少因語言及文化的落差,出現了不少直譯和意譯的判斷,對原文寓意運用的文體轉移,難免出現很不一樣的理解。戲劇,在文化移植的過程中,畢竟引進不少作者盤算以外的閱讀元素。角色的意識流,在文化落差下,或許已種入文本體積以外的身分、矛盾和地緣經驗,注入多元而複雜的多邊文化交流層。

我想在「教學」的大前提下,「偏離作者」(這可能是建制化「知識霸權」下引申的主觀判斷)是大多戲劇表演課教授在學制及課程框架下不一定能兼容的事。換言之,一個擁抱不同語言和文化框架的學生,戲劇又可以是一條怎樣的橋樑,借角色或文本,開拓可怎樣延伸的閱讀或詮釋想像?在演Happy的時候,我固然可以依據文本所提供的人物邏輯假設:想像自己是「一位美國新英格蘭中年推銷員的兒子」!奈何,來自香港的我,畢竟明白沒有人會關心這個「半吊Chinaman」的「美國人想像」會是怎樣的一回事,一直覺得背後十分荒謬。或許,人按生活情境選擇視聽的能力,實在別具天賦!在理所當然只顧「推銷米勒」和他的《推銷員之死》的同時,誰管一個香港人意識,如何尋找在不同文化下「美國夢」的異變和落差?在純屬案頭文字檔下的資訊,以及按可索引的分析去理解米勒的作品其實不難,但如何承先啟後,借文本叩問它可能連接的「另外世界」(other worlds)和可能衍生的「同類以外可兼容的文化載體」(alternative cultural bearings),似乎是一般「戲劇(專業)課」漠不關心的問題。難怪昔日目睹香港話劇團綵排此劇時的荒謬場景:戲翻譯成廣東話,當時的導演對此地方語言仍一竅不懂,演威利一角的演員經常忘記台詞,遂胡亂即興,給人物「加料」,導演照單全收!當導演只是拿著一個「米勒的威利印象」,假設著角色的「應有戲份」,現實中的演員,根本沒有對人物引起興趣去反思於當下,更莫說文化移植過程中應如何理解其存在的真實意義。

演員的文化意識,每在「大戲劇」前提下,只顧「推銷作品」,獨缺深入文化理解、比較和取捨。結果,如是「假裝忠實」的表演,其內在以至外展的意識,與劇本原備的素材比劃,究竟是怎樣的「一般現實詮釋」?倘若談戲文主人翁威利洛文(Willie Loman)一角,他存在的世界經過移植,轉換到不同地域的文化結構後,觀眾所看到的人物,可能出現的落差,理可從何說起? 

我無意貶低米勒作品的本有價值(也不想無限放大它的「戲劇性」價值),我對作品除戲劇以外可延續的思想及相關行動更具興趣。戲,早寫過了。談論《推銷員之死》的文章和表演經驗亦比比皆是,讀者可自行上網查證。但米勒的「戲劇行動」,除劇場外,它究竟引發過多少戲劇文化以外的反思?難道任何有關戲劇的,只能安放在指定的「貨架」,按類推銷?當「戲劇專業」在維護「產品完整性」的過程中,創作背後理應兼容對作品的詮釋性、再造性、傳動性和延展性的重要人文價值,勢遭遇有違自然發展的知識壟斷和知性剝削,嚴重影響文化傳承的生命活力。更甚者,米勒借作品提出的重要人文關懷和文化警覺,難道都一再止步於劇院謝幕的虛榮中,像劇中父子,難成大器?或許,威利洛文亦只能成為演員攀登事業山峰的一個「里程戲碼」,在「文學包裝」下,除倖存列席於「符合戲劇表述」和「現代悲劇人物」外,真的「死」不足惜?

米勒曾說過:「在我的觀念裡,觀眾是涵蓋著擁有獨立身分的個體群,當中每一個成員都承載著一種自覺的焦慮、冀盼或前設,亦每每因此他們都從人類中孤立自己;如是說,一齣戲最起碼的功能是替他打開展示自己的門,好讓他重新接觸其他人可能同樣擁有的、與他相通的道德精神。單憑這個理由足以令我覺得劇場是一個嚴肅的行業,一個更顯示人性、一個可減少孤獨的地方。」(節錄於1958年劇本集序)以上的想法歸根是電視還未普及盛行前對劇場和觀眾的「社會角色」一番美麗願景。四十三年後的他,在2001年被邀請到第三十次傑彿遜人文講座(The 30th Jefferson Lecture in the Humanities)演講時,強調當人每天每日都被媒體及政治包圍的世代裡,真實和表演全然混淆:「觀演」成為「眾生」被有關權力集團每日圍剿視聽的基本生活餐單 ﹣由廣告、電視、電影、互聯網以至連二連三的「政治騷」等,以不同口號規劃、將生活裡外填得滿滿的「市場系列/策略性表演項目」,「表演」看似已變作每日維生的「必須工具」。那一年的米勒,已不是書寫《推銷員之死》時的米勒!當作者循時代的變遷,相對以不一樣的書寫回應著自身經歷著的「當代」﹣一個全然處於永恆「暫時性」(temporal)的「時空觀念」,真的要作立體閱讀,又豈能拿走這重要的時間脈絡,不去重新去理解生命,認知在不同情境下不一樣的意識流轉?誰真離開了劇院,依舊願意認知超越「推銷慾潮」泛濫的表演世代,反思威利 ﹣一個尋常的「普通人」(common man)角色 ﹣的不尋常意識?

意識(consciousness),於人類來說,隨感官、思想、經驗、感情、記憶、價值觀和眼下情景相應綜合構成的「精神內部獨白」狀態 ﹣一種超越生理功能的感知現象,關鍵在一個人如何與自身(以為)存在和(以為)認知的事,進行內部分析、省思、重整和可能的徹悟(或盲從)。意,思也,其「見」若「法」,既私人,亦建築於特殊情感、情況和願望下,個性流動和具有變數。識,身體經驗的一種「情理紀錄」,隨人、事、物的表徵和道理,建構相關的理解。所以,人的當下意識,是有生中連接著行進中「整體/片段經驗」間連鎖的自身精神判斷。

米勒在書寫威利的過程中,行文的流動意識與對角色意識的構建,當中關係豈會尋常?後者顯然是前者流動意識的(有限)整合結果,混成著千絲萬縷的價值取向,相互進行對自己、對人及其存在精神以至社會的反思、映照、省思和批判。想像米勒,更可由他寫作案頭的光線到生活間的氣場、由他書架上可能曾經交會上的笛卡兒(Rene Descartes, 1596-1650)、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威廉占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到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i]、由他的(同時包括自己的)出生到自始每日像一條沒間斷的意識經驗河川曾追蹤上的生活及時代軌跡,當中與萬物萬念交匯,循不同大小思想及事件的撞擊和交流,或老遠聞得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占姆士哉斯(James Joyce, 1882-1941)、維珍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或森姆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ii] 等(包括如厠時)與生命對話的聲音,隨時代思潮起伏,以及長久生活中累集過的細碎碰觸(包括家道中衰的見證)和電影藝術引起過的聯想與啟迪,威利的「存在」,其「意識體」都支撐在米勒手上的筆桿(和支撐著當下行動背後億萬身體細胞的活動意識整合),相應接觸著人底特殊載體潛在意識流動的面相,穿梭流動著的、假設(或假裝)的和真實對話著的時間和恆常生活(戲劇)事件,透過存在的多元生理、心理及精神層次,在作者與創作主體(即角色)對話間,遊走著近似連串電影蒙太奇般的意識及行動想像。據悉,於米勒來說,威利可「自由穿牆出入裡外」的「戲劇事件」和「意識跳接」,並不等同電影中的回憶鏡頭(flashback),而是一種不斷流動交合著的事件情理(mobile concurrences),在(包括作者)主觀的引導下,引發出連串徘徊「過去」、「現在」和假設著「將來」的精神意態,步入以「悲劇形軌」(tragic mode)來達至某種可能在戲劇觀念上所謂的精神淨化(catharsis)。作者、角色和假設著的觀眾(包括讀者)間的「意識混合」,在建築重重(個人)生活的、文學的、社會的、文化的、哲思的、倫理的種種思考和想像過程中,豈止是戲劇課或排演經驗間可能全然理解、重塑或總結的「意識事件」?

威利,像其名「Willy」的英文意識一樣,聊是一個「卑微的人物」,一個已過中年、尋常不過、以推銷作業的男人。他何以值得書寫?威利的世界,蘊涵著尋常美國家庭似是追蹤(人家/祖先製造的)「當然夢想」的投影 ﹣一生冀保障有屋棲身,望子女成才!書寫威利,其挑戰是對支配著「尋常人物」的「不尋常意識」和背後或周邊運動著的、似是而非的、莫明混沌的「普遍價值」等深刻的探究。閱讀威利,猶如閱讀自己、家庭及周邊人生擁擠著的種種生活價值,梳理「威利缺陷」的同時,體味悲劇背後深層的、社會的、經常「選擇聽不到」的吶喊!當「貌似尋常」變成理所當然的「真理概念」,箇中「不尋常」性,在默默接受商管化社會裡大行其道的行政歸類和道德定型下,每被輕易抹殺!加上每日圍剿視聽的「推銷術」,由父母兄姊、到親朋長輩以至老師們的「好言相勸」,再伸張到市場上囂張爭奪「收聽/收視率」、廣招「客源」的氛圍下,尋常生命裡的「不尋常事件」此起彼落般被安放在「看不見的空間」,遭受深層的漠視。就如你我經常理所當然的擁抱人家放進手上的「經典」一樣(包括父母老師們的「道德信仰」),在重重經年推銷的「倫理價值」和「學術真理」下,對米勒、對威利、對《推銷員之死》、對自己以至對周邊穿梭那時那間、此時此地和眾生的「流動意識」,究真正「接收」著甚麼呢?或許,多少像「Willy」般,終日只是胡思妄想可得到多一點自控生命、受人尊重的空間?「重人緣」(being well-like)也好、拉關係也好、挨世界也好,不外乎希望體現一個或連串夢想!而威利,在你在我作為一個觀眾(或讀者),可否能夠暫且跳出「被推銷」的「迷魂陣」,在他和米勒、以至自身的三重意識間,整理當中極微妙的「閱讀體驗」?當「作品」(即威利)迂迴在原作者(即米勒)和再延伸想像的觀者(即你或在書寫中的我)之間,「威利」的形和容,可有因某層次的「利威」下,各自在腦中「自我推銷」著按有限經驗底撿拾得來的當下情理,對「真相」(如果有的話)的「皮囊」進行自我潤滑的「意識手術」?當尋常,於三者的虛實面相有不一樣的閱讀:被虛擬的威利借皮藍德婁(《六個尋找作家的角色》的作者 Luigi Pirandello)的精神「現身」,搜尋如何在米勒(或一眾戲劇專家)的規劃背後、或威利式「自尋短見」前理解自己的「不尋常性」?或已轉世再做人的「米勒」,被人家推銷的「祖先作品」,他如何面對前世今生不同經驗互動的「非常閱讀」?而現處書寫著的我(或正在閱讀此行此字間的你)又怎樣試圖超越「尋常倫理」,去理解當中可能兼備的「不尋常」思考 ……

當你打開維基百科或谷歌尋找米勒身影那刻家中老頭可在廳中一角苦纏手上財經副刊百思領匯的下一秒價位而母親繼續罵電視劇《天與地》怎樣難看之際突然發現身處的「豪宅」只得六百平方米近日樓下會所管理費又加了七百塊卻見米勒父親一個人白手興家曾經因1929年華爾街股災喪失一切教自己想起此間在支持「佔領華爾街」行動的中環朋友那日在聆聽飲江叔叔吟唸《蕩寇誌》之際口裡跟上「陰謀不沾染世界」的時候想到自己和父親的特殊關係又發現米勒一直拒絕接受自己那個患上唐氏綜合症的兒子那刻對戲劇大師們高談威利對兩個兒子的期望背後又怎樣將作品跟你我人生扯上重重道德判斷過程中彷彿學劇學戲或寫劇搞戲等跟學做人沒有必然的關係瑪莉連夢露和毛澤東及英若誠突然在腦海閃過這一切一切使我不知所措再拿起劇本走入厠所一邊脫褲子一邊讀著威利自言自語的片段令人好奇米勒如何在北京面對英先生處理與父子有關的場面門外哥哥叩門說要急著如厠而關心戲劇的讀者早對這篇文章不耐煩正想刪除或停止瀏覽下去因如此不尊重米勒作為戲劇大師實在枉費曾用上三十年在舞台上下打轉的自己要知誰在意意識世界並不一定如劇本中威利或擔心著股市升跌的眾老頭和中環白領每日思緒上落或右傾左轉的頻道威利又理應如何挾作者的生命邏輯假設著自身命運的困局……

甚麼才算得上是「尋常百姓」?這顯然是一種「處理/觀照人生」的其一籠統概念。常者,何用「尋」?在每日有常中,「不尋常事」本是八八九九,都是生活的眼光罷,只因無知、愚昧或選擇看不到!誰一邊看米勒劇本,心裡一邊叫著:「威利,咪喇!」 究竟是叫自己?還是叫停一種難以自控、每天每日給「外在世界」圍繞著的生活問題?威利的「問題」,驟似都是尋常的「道德困局」,在缺乏(或實在難以)自省和立體判斷下,成為終日「被監視」的、難以教人釋懷的「不尋常行動」!誰說人生的起點在出生那天開始?萬物自性,同時在恆常他性的存在間,默默不斷調整著存在的個性。人,管你是米勒或被製造出來的「角色」,聊是眾生種種一員,在特殊地緣和世代的磨練下,建築著不一樣的「威利」(父親)、「蓮達」(母親)、「Biff」(哥哥/姊姊)、「Happy」(弟弟/妹妹)、「賓伯伯」(親戚)、「查理」(鄰居/朋友)、「Bernard」(人家的兒子)、「那個(男)女人」(或那個「背叛自己/人家」的人)、「侯活韋納」(老闆)、「科茜小姐」(性工作者/借上以延伸情欲的人)等等。生命裡碰上的人物,從來是「尋常」裡「極不尋常」的因緣際遇,在各自作為獨立意識載體的旅程中,交配著不同程度的歷史文化,以不同形軌,接合著「米勒式的書寫行動」,體味存在/有的百般感應和思緒……

當任何人竭力給文本任何「權威性」的解讀,難免離不開作者早規劃的戲局,依稀按預設的角色邏輯,進行有限的「藝術行動」或作品詮釋。《推銷員之死》的生與死懸浮在「推銷」(道德及生存價值)與「死亡」間的意識運動,從來不單從米勒開始,也不會因作品完成後而終結。我不會揣測1949年的米勒和1983年的米勒如何理解《推銷員之死》中的威利,但34年前後的變遷,人生體驗的感化,對似早成形的角色人物,難逃文化意識蛻變的洗禮。教我想起愛德華阿爾比(Edward Albee)將1958年完成的獨幕劇《動物園故事》(The Zoo Story)於50年後加上《家庭生活》一幕,給角色延伸發展,成為兩幕劇《愛德華阿爾比的家在動物園》(Edward Albee’s At Home at the Zoo)。對1983年的米勒來說,他擁抱的「威利」,可真依然是1949年的「他」?更可想像,今日在資本主義被推展至極的世代的你,拿起《推銷員之死》,又會如何閱讀威利?(真懷疑,離開劇場,威利的故事,可真曾喚醒過幾許人生?)

假如米勒賦予了威利如此循意識及事件流動而給他安排了一系列「流通場景」,這「米勒/威利式的意識體」,同時是觀眾/讀者可自選的思維元素,按自身和周邊情理,借這「米勒/威利渡橋」作引,看到的文藝/道德風景,又豈止是(假設的)「米勒原意」(奇突的是不少人依然妄想捕捉「作者原意」,猶如意識是一種「固定體」)?更說不上因存在的「戲劇結構」,向人家「推銷」一切有關米勒/威利的「應有學習態度」?假如我們細看身處的城市,住了多少像威利的人,或許會發現點點「威利/米勒思緒」:

△    在功利主義當道的國度裡,文明似早傷痕處處,置身其中像威利般文化底子的中年男人,究可如何拯救危在旦夕的自主、自尊和自愛?

△    對於尋常的威利來說,當歷史的回聲變成裝飾的虛榮,給一生行動種下難以理解的迷思。老遠的、隔代的傳說,默默製造了一大堆不知名(利益)假想的宿命,一生,成為了這些「不知名價值」的奴隸……

△    從甚麼時候開始,當閱讀了人家片點傳奇故事,或聆聽得一二像 Uncle Ben 的「風光印象」,腦袋便興起情欲的漣漪,窮一生去幻想將它變成真實的行動,卻看不清自身個性的局限?

△    當生活的價值,是不斷援引他者(包括學術及傳媒/市場)觀念而「豎立旗幟」的「(沒有)革命行動」,威利式「親子行動」和「自殺決定」,豈不成為宣揚人家(志在剝削的)「敵人意識」、給自己一生以血汗勞力「活祭生命」的「人間爭戰」?

△    在米勒心中存在的那片「生命的海」,與威利身處的「世間」,從來都是「個人的視聽」。於米勒般的人,會以書寫將「噁心的事」尋求「再現的愉悅」;於威利般的人來說,可「表現」的從來在人家判斷下,尋求「可偷情的良辰美景」!生活中的「美」,究是基於甚麼需要而成「形」,可不都是源自「弔詭的醜陋」?

△    故事的誕生和傳送,於米勒,於威利,各似於內心深處匿藏著不能三言兩語言傳的面目,其「原始樣貌」,或許都各自小心翼翼,試圖不被人家看穿自己罷了。「真實」的「面相」,或許都在如廁前後間、少時翹課、在街角遊蕩或納悶在家中的日子裡才浮現出來……

△    假如語言都是不可信任的東西,就像角色一樣,各自綑綁在「台詞」當中,在延伸作者個人思想的大前提下,其實眞正「說」過了甚麼?平常生活裡的米勒,究竟如何編造每日語話?威利在「台詞」以外,又可真正解放出多少每日生活累積或扭曲了的邏輯?

△    是米勒藉威利「推銷」個人的生活觀念,還是今日的文化氛圍,將一概意識歸納成不同種類的「貨色」,以滿足廣大「文化貨源」的需要?把威利納入「複製」的文化列表上,按規劃推銷,以乎合「和諧的文化想像」?現實中可有多少像威利一家的尋常百姓?他們可真如常接上人家推銷的定單,用來維持生計之餘,每日生活裡的「觀念」種種,其意識流動又可從何說起?難道可真如米勒般,將一切濃縮再加工?

在「消費的威利」以外,搞戲的和看戲的人,究可乘「米勒號列車」,看到怎樣的「(不)尋常風景」?當意識隨個別時空和身處文化交織著特殊的氣息,誰真箇逃避到自小周邊擁擠著的大小推銷術,建立獨到的「威利想像」?米勒,如你如我,一邊回應著上代人的意識鬼魅,一邊卻發現自己已溜入下世代人的「上世代紀元」,面對不了「反常」的新世代現象,三代間的循環意識,各自企圖替換更新,按有限條件和意識運動,每潛在向下代推銷的善與惡、罪與罰的意識種子的同時,卻一再陷入箇中矛矛盾盾,如波斯詩人歐瑪爾海亞姆(Omar Khayyám)在《魯拜集》(Rubaiyat)中所言,人多自蠶在情與欲的糾纏中,以有限(書寫)意志行動,仍紓緩不了生命裡的彷徨與躊躇……

 

何應豐/二零一二年一月上旬


 

[i] 他們都是探討意識的哲學家。占姆士更是首先提出「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的美國心理學家及哲學家,後者柏格森強調生命是意識連綿不絕的延展和流動的、不可分割的整體。

[ii] 他們都是以「意識流」風格書寫的文學家和劇作家,對其後當代文學創作,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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