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艾爾比《動物園故事》的前世今生

1958年美國劇作家愛德華艾爾比（Edward Albee, 1928-）用了三星期寫了一齣名叫《動物園的故事》（The Zoo Story）的獨幕劇，亦是他戲劇旅途的第一個作品。2009年他給作品加上多一幕「家庭生態」（Homelife）在前面，將五十年前後兩幕戲合併在一起，命名為：《愛德華艾爾比的如家如動物園》（Edward Albee’s At Home at the Zoo）！連自己的名字也加進劇名上，他還下令（除教育機構外）日後禁止單獨上演《動物園的故事》！五十年前後的艾爾比，目睹了怎樣的社會蛻變（或骨子裡沒多大改變），要進（或退）一步回應年輕時早種下對資本主義如何影響生活及精神的批判？活了八十載，豈真有「如家如動物園」之感？

剛巧那五十年前後，是美國「流行曲天皇巨星」米高積臣（Michael Jackson, 1958-2009）的生和死的年頭，之間，由二次大戰後湧現的嬰兒潮（babyboom）時期到全球化經濟體（globalized economy）推至白熱化，印證著人類亦逐步將自己（包括身體每一部份）變成市場商品部份（part of marketable commodities），更視他者為爭相競爭的「對手」（competitors），兩者既可令資本增值、亦可貶值的資產（capital）部份。如此文化氛圍，對已發展國家或城市的人來說，其生活內涵畢竟要付出巨大的文化及社會代價。作為大多數的中產階級群組，既成為推動社會經濟及事務的核心，在成全大經濟體系的前提下，其周邊亦充斥著以「強化焦慮」和「製造不安穩恐慌」來成就無限心理消費的文化氛圍，為保障箇中利益，管理主義、功利主義和享樂主義抬頭，支配每日生活程序，建築著龐大的物慾環境，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存在價值，在「繁榮穩定」的虛幻上，精神生態陷入前所未有的單一化。德國哲學家及社會學家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於1964年出版的書早將這種生態形容爲「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i]）。對任何試圖跨越這「主流單向文化」的人來說，生活的內涵理應不只如此……

艾爾比於五十多年前寫的是彼德（Peter）在公園遇上陌生人謝利（Jerry）的故事，前者是一個典型中產男人，做出版幹活，生活十分穩定，後者是一個努力想和彼德建立對話的男人。或許對深受歐洲荒誕劇場影響的艾爾比來說，雖身在美國，沒有直接體驗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荒謬，但對眼前美國大都會社會在資本主義世界下的特殊人文境象，建置了先知先覺的叩問。這兩個角色在及後五十年的世代委實毫不陌生：社會既充斥著像彼德般深深缺乏安全感的中產專業人士，為保障既得利益，甘為經濟體奴馬，而謝利，他是被視為透明的、看不到（invisible）的「邊緣人」（marginalized man），又或許他看似「孤獨瘋子」的本質，已埋藏在不少人（包括中產）的潛意識裡，等待下一次走過的路人搭訕，以填補心靈上的虛空。只是，在嚴重身心失衡和擁抱著大量「主流生活價值」的人來說，踏實溝通變成異常艱鉅的事情！畢竟要重新理解如此「美好及安定生活價值」背後種種，對既得利益者而言，又豈止是兩時三刻可拆解的事？

《動物園的故事》焦點放在人際間在漫天商業化的世代裡，進入了難以溝通的荒謬，當人在似別無選擇下，一步步陷入不知如何回頭的死胡同，生命底存在的孤寂，將人推展至不尋常的妄想以及極端行動。弔詭的是：《動物園的故事》的首演在柏林，而不是在美國！與之同台上演的是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克拉普最後的錄音帶》（Krapp’s Last Tapes），內容是一個六十九歲老人透過三十年前的錄音帶，重新檢視存在當下的生活事件。艾爾比八十歲回望五十年前的彼德和謝利，又是否恰巧回應了在劇場生命中首次遇上的「克拉普行動」，借彼德和他的妻子二人，追蹤昔日在《動物園的故事》裡如何看見周邊中產世界那無力、無助和無能的源頭？才發現，這種「無動於中」源自一種被複製著的「家庭生態」：像彼德重複翻查他那七百頁厚的教科書，求尋「合理指引」的苦悶行動！當生命被社會制度化的安排一切行動綱領，連每日對話，為避免任何可能的傷害或損失，都變成在可預計、預知、預設和無傷大雅的謹慎下進行，如此事事按大都會整合文化「對症下藥」的「文明」，如此社會又怎容得下像謝利般對生活的狂想和叩問？

或許艾爾比於1958年的想像並不是一種偶然罷！據悉，出生後兩星期被富豪領養的艾爾比，他不單抗拒投入養父母般「生產財富」、貌似理所當然的生活管理規律，作為早於少年時期便公開自身是同性向者的他，不尋常的流離生活體驗，似早種「孤立」、「反叛」和「敏感」的社會觸覺。謝利和彼德的聲音，彷彿是艾爾比對自身被養父母商業世界圍剿和嚴厲作出對抗下的反映，尤其對人與人間陷入嚴重溝通失衡的狀況，不單發出歇斯底里的狂呼怒吼，更深切懷疑一個人給主流價值全然管理下，「無話可說」畢竟變成像彼德般「處理世界」的安全方式，以試圖保障無法抗拒的「福利」。艾爾比觀察到現代人身陷的荒謬處境，比起2007年在法國幾被禁止出版的《革命將至》（L’insurrection qui vient / The Coming Insurrection[ii]）中所談及資本主義世界如何崩壞似早了半個世紀！也許2009年他加上「家庭生態」（Homelife）探討彼德的世界時，艾爾比理應更深切理解中產家庭生態苦無出路的精神困局。假如說謝利是一種「病態」，彼德應是已「病入膏肓」而不自知的可憐蟲，在如是以「大經濟」為名，作「系統性」的、「國家」的、「社會」的、「大都會」的全球化整合下，不外只是為了維護「小經濟」利益維繫「生產線上」的一隻工蟻，既放棄了生活的想像（儘量只是「宜家化」[Ikea-fication] 的、方便管理的自閉式消費），亦是完成消費唯一秩序上「具生產力的一員」！其「家」怎說？

試看看香港這「都會城區」，站在「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系」榜首而「沾沾自喜」的「消費窗櫥」中，住著多少像彼德或謝利的人？前者異無反顧的追求成為「大宅一族」下，一概被經濟馴服，試圖進軍成為大多數「自動持續生產」的「『大快活』[iii]人」（或是「『大快樂』[iv]人」）！後者或多早被邊緣化至陋街窮巷，或淪落在舊城區「劏房」中萎縮求生，不見天日的、虛擬著都會繭殼外的「理想國」，冀超越以美名「民主化」和「私有化」以外空間，卻難免失陷在全面失調失控的「全球經濟網絡」中，剩下給眾犬儒俯視眈眈著腳下僅可移動方寸的土地，繼續給人家白眼，以「美麗暴力」向跟前任何路過之另一移動人或物施襲（或醞釀突擊行動）……

當媒體瘋狂進入新一輪「雙非孕婦」及「中港民粹」謾罵之間，昔日「反高鐵」的苦行者瑟縮在「佔領中環」的帳篷內，一邊以口琴吹起一曲《媽媽我沒有過錯》，一邊爭持着如何「營運」眼下「已佔領的金融心臟區」；三倆路過而從沒打算直視究竟的白領儷人，將寄託早交給了電視廣告的產物想像，對高跟鞋上雙腿幾近癱瘓了的動脈無動於中，繼續重點投資在「身體願景」上，冀能增值將之放上市場貨架，等待隨時可能出現的「買家」；星巴克內兩名趕功課的青年男女，在手電屏幕上追蹤下一分秒新apps上網一刻的「交流話題」，急切於「面書」打上「此刻大發現」的同時，從沒認真對跟前人望上一眼；打開雪櫃，因找不著健康補給劑而大發雷霆的自僱CEO，滿腦子等待下載最新助長成功的保健法資料，在千呎樓房信託下，終日忙著在三呎平方看著世界可能移向的另一個圈子；唸著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社會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的尊貴大學教授終日冀盼可從「名牌學者」中鑽研出下一篇可登入國際專業刊物的論文，以保住部門即將面對的年度評審，讀到有關人在日常生活中既有模式遭到劇烈破壞乃至崩潰下如何面對書中「緊要情境」的一段，像屁股被人抽上幾十下而不敢狂叫，畢竟又一次自動催眠，溜入一直善於行駛的「自控時刻」；某出版界紅人望著案頭一大堆新書封套設計，二話不說的挑起其中不起眼的，將之丟掉，餘下的，少理內容，按市場策略，推出附印，抬頭只見書架上一幅多年放置的家庭照：一身穿著名牌的妻子和女兒各抱兩頭波斯貓向著他微笑；堅稱要建立社群關係的「大隻港」議員，繼續以保安理由，勸告「街坊」應保持屋苑清靜，謹守不結社、不集會的租用或置業約章：任何不按指引的活動皆屬違規，一律不能容忍……正在旺角西洋菜街一後巷給快餐店洗碗幹活的七旬老婦，在電話謾罵四十多歲的女兒沒出息，不懂管教四歲孫女兒學習有效爭取老師的恩寵；十歲男孩於聖誕假期足不出戶，唯恐完成不了學校分配的三十二份功課和七個「興趣班」的「結業展品」；補習社同學議論紛紛校長近日重覆演講有關如何爭取勝利的策略：要學習戰勝對方，先全部吸納正在爲敵人打仗的「精兵」，將之收攬成自建「獨大王國」中一群投閒置散的「高級族群」……

艾爾比眼下的「動物」，其「園」何堪？當產物主義和傾銷主義支配著文化脈動，生活周邊充斥著「商業奇景」（commercial spectacles），隱蔽了多少人生本相？如法國哲學家居伊德博（Guy-Ernest Debord）在1967年出版的《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v]）中所言，生活質素彷彿被社會商業化景觀磨損至難以修葺的地步，眼前景象，填塞著改變生態的商品，教人間社群全然「殖民」於其中！在嚴重失卻面對任何形式「文明衝突」的管理主義世代，「動物園」內的故事，多錯置在「櫥窗管理」之上，一切架設在人工儀器運作之中，延續著以相對主義或教條意識支撐的「共謀者團拜」儀式：一起揹著必須的謊言上路！（奈何對不少人來説，他們需要「謊言」的存在才可完成自身假想的生命價值！）人，在「自由」遐想下（歷史中的「自由」背後，總少不了由某種「奴隸化」制度來成全），看見又一再置身於人家架設的長長荒謬黑影，妄想重回假設當中！

重看《動物園的故事》，更覺重點不只是「戲劇」那麼簡單？假如看官只關懷它作為一個「劇本」的「戲劇效能」，那麼劇作者所關心的特殊「人生境況」，又豈不是一概在「戲劇化」下，如是隱藏在「戲劇消費」的慾欲背後，假裝「生命」（商品化下）的「理所當然」？我不知艾爾比可有給1957年（劇本面世的前一年）在法國的國際情境主義者[vi]（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成立及其連串以藝術行動作為思考行動的啟蒙，給作品中的謝利建立一個從尋常情境中建立不尋常事件情境的想像，藉以喚醒尋常慣性的意識和價值取向。彼德面對的「情境」（在公園裡休息遇上一個想傾談的陌路人），亦礙於其超越「尋常理解」和「價值底線」（被對方迫使離開正佔用著的「公共座位」），自身擁抱的道德方寸，面臨種種精神陷入幾近崩潰的局面。如是，戲劇聊是對生命／生活情境的重新探索和叩問，是劇作家對生命／生活延伸想像和解剖的平台，以表演者的藝術行動，去體驗箇中可能被普世忽視了的矛盾和荒謬。五十年後的艾爾比，畢竟要回到「情境」的本源，解構是什麼製造了彼德和謝利這樣的「非常人物」，其生活擁抱著或欠缺了的是什麼東西，教五十年前的他與他早不堪一擊？我想，這也許是艾爾比自發回顧的需要，促成兩幕劇前後所觀照的有限文化作出不同階段的總結……

當「家」如是變成行銷產品的「重鎮」，其存在早成為共謀社會及商業發展的「示範單位」，居住當中的「動物」，在乎合人家投注的、冀求的「生產增值」的大前提下，意圖得以繼續維護「焦點／既得利益」，家怎會不如「動物園」，按「安全操守」規控其存在空間？如是，一切又難免是另一種為方便管理而出現的「情境建構」罷了。

戲劇情境（dramatic situation），很容易被看成一種追求「戲劇性」或「戲劇效果」的板斧。但假如戲劇行動是一種對人生境況（human conditions）提出叩問和體現尋索的文化橋樑，建築「戲劇情境」便成為解剖場（operation theatre）上的重要規劃，從中引領連鎖戲劇行動（dramatic actions）的方寸，藉以深入理解事件和人物箇中所以。假如只關心《動物園的故事》中艾爾比引用的「戲劇效果」或「方法」作為理解彼德和謝利這兩個「戲劇人物」的存在性和社會性，委實是有很大的落差。「戲劇工作」每是一種具科研性的文化建築工作，其內部結構必須追蹤承托作品及作者以至二度再創作的戲劇工作者們的文化自省和行動的本質和源頭。因此，一切「戲劇情境」在當下特殊社會及文化景觀中，如何回應著作者（包括編劇、演員、導演、設計師以至觀眾等）和角色（characters）背後的特殊身份，是藝術行動的核心起點，絕對不應是終點！在專業化遐想下，很容易將「行動」傾斜，把焦點放在作品的「市場性」和「認受性」的表面價值上，嚴重脫離了作品回應特定生命／生活現象的軌跡。艾爾比的戲劇行動，遂很容易一再被丟掉至「戲劇品味」貨架上，把彼德和謝利放進相關遴選角色的「戲劇人物素材」上，少理二者的文化意義。如是般，戲劇也不外是另一「家」知識櫥窗上可選購的「文化產品」，其「園」中「活」「動」者，何「物」之有？可真如家如動物園，各安其位，按管理編號，進入自家物園，少理溝通不成？謝利和彼德的存在，正是叩問這種種理所當然慣性背後，其「物物」何從？艾爾比亦豈安於是一個「戲劇家」，其內部意識，循文學心性，似引領出點點深值在意的人文精神，借上戲劇平台，細觀其中人、物和事之所以！

故從彼德身上，你我可看到多少「和諧了的生活情操」？又從謝利身上，可深明多一點點在匯豐銀行總行下「佔領中環」群體的「開放意義」？（直至此「開放」又給彼「封閉」的一天，如是循環著……）

艾爾比在《動物園的故事》之後五十年，才再度回應「如家如動物園」的感慨，其「痛」可真給麻木了？或許，人，多如謝利、彼德以至艾爾比（和筆者般明頑不靈的），都逃不了記憶的綑綁，進不了印度靈性導師克里希那穆提（J. Krishnamurti）所談的「見性」，迂迴在「破碎的文化」和「傳統變異」的苦惱當中，終日自建「動物奇觀」罷了！
 
 何應豐／寫於二零一二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