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易卜生作品《人民公敵》的今日思考

重看挪威戲劇家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的《人民公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一方面教我記起最初閱讀其作品作為「戲劇入門」」的日子，深受他對僵化價值挑戰和人文精神所感動，其「寫實」（這點容後再討論）筆觸開始了我在漫漫戲劇路上重要的思考：戲劇作爲審視生命和生活起飛的跑道，飛至上空，可看到甚麼？另一方面，難免又再三進入急湧心頭的「人民思潮」，對公眾、公義、公開、公共、公務、公平、公營、公運、公會、公告以至今日橫行的「公關行動」，想及它們如何與獨立個體的「異見」作出平衡？「公眾行動」，是否必定意味著「權力對立」或「個體異化」？一個知識分子或自以為掌控權力者如何理解「群眾」和當中連繫著的眾多獨立個體？

今日我們大可侃侃而談易卜生是甚麼「現代戲劇之父」，將他收編入「戲劇專業史冊」，但其作品內涵，又理應可如何翻新再加思考於此間你我呢？當我們一邊欣賞易卜生對「佳構劇」[1]的「經典式示範」，卻又可有同時去深究他說故事背後對社會文化那份不尋常解剖力？或筆墨背後孕育道德、宗教、法制上的批判以至思考國家體制領域上的啟蒙性？按今日在中國大陸上演《人民公敵》的眾多網上評論來看，自然安全地將討論局限在「戲劇論述」，未見任何引伸當代政治、社會及道德問題的深入探討。關鍵的是：若不小心釐清其中所以，任何「文化產業」，很容易會變成給有關人士順手牽來的「政治工具」，借「易卜生之手」，暗算著、渲染著甚至支配著「人民／群眾」底潛在的「不理性的傾向」！委實，這「經典劇本」涵蓋著一定的「政治性」元素，可賦予許多自命為「社會先驅」和「人民代表」的人將內容焦點挪移的空間，假借它引導人民走出活像「聖經寶典」中摩西指著要橫過那可怕的、可淹沒人民的「紅海」。可是你我不要忘記：易卜生同時對當權者政治體制的假道學和腐化，作出深刻的批判。幾多以「人民之名」成立的國家，卻避談民主憲政，如此「人民」，這詞彙應如何理解之？我們在香港也目睹過多少政客或議員，借擬訂的、試圖操控的「大多數」（majority）作為掌握「真理」的理據？更甚者，在關鍵時刻，拋棄承諾……

誰會想過，易卜生筆下的挪威，會是鍾祖康在2007年出版的 《來生不做中國人》裡用以對比今日中國腐敗迷障的「美麗國度」！或許，沒經過易卜生當年借戲劇嚴峻批判當時社會現象，今日的挪威會否成為（如鍾先生強調）「具備人道精神」的國家？當歐洲在十九世紀中葉已對工業和商業革命帶來的「現代化社會」進行規模化反思，中國社會正陷入一個怎樣的低迷時代？今日經濟起飛，幻想變成「超級大國」的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可有像易卜生年代議論世界的開放和文化氛圍？其人民是否已脫離了「低迷國度」？人的素質[2]和社會現況又面對著怎樣的挑戰？假如易卜生在世，變成中國人，活在這「中原之土」，繼續其寫作態度，他可逃得過像劉曉波般坐牢的命運嗎？

這可能是極悲觀（亦是極可能）的預測：《人民公敵》中的「維權醫生」斯多克芒（Dr. Thomas Stockmann）倘若活現於今日中國，必定逃不過被監控的厄運！

斯多克芒！或許他只是易卜生回應群眾對書寫極具爭議性和挑釁性的《群鬼》（Ghosts）而遭遇強烈指控後創造的角色，借他為「公益」鬥爭遭逢盲動反抗的過程，反思自身被判定為「人民公敵」的痛苦滋味……

斯多克芒：……不要講甚麼有關「已查明的真理」！今日群眾所認同的一切「真理」都是我們祖先爺爺們曾經在荒漠前線戰鬥爭取回來的。對今天的鬥士來說，實在不再認同。我不相信任何「已查明的真理」！我只相信假如所謂的「真理」都是過時和沒有精髓的，沒有任何一個社群可以賴以健康存活。（第四幕）

先再從人民說起……

人民，意味在國家或社會上通過一種集合個體概念、尊重人作為一個具公民權利和義務的根本核心團體。可惜，在政治家眼下，按其所屬政黨或利益集團所論述的「人民」，多附加上特殊條件的指涉（如必須「愛國」、「愛黨」、「愛某某主義或制度」或「有利於特殊指標利益」），才被「編入」其「屬下子民」或權限下有特殊指涉的「人民」之列！現實中，「人民」這「群集概念詞彙」充滿著十分複雜和充滿曖昧的內涵，其中牽涉到種族、地源、社群、宗教、文化、法律、權限、特質、財產、信念、階級、成長等等不同背景下「人物交通」的「意識結構」和「生存概念」，不是一篇文字可清楚將意義梳理好的[3]。

對中國作家余華來說：人民，是他在《十個詞彙裡的中國》這本書裡探索的第一個詞彙。或許是因為所屬國家的名稱強調是一個「人民共和國」罷！又或許因目睹這個「國家」[4] 如何對人民作出過深層的苦難，難以忘懷？民！當人被扣在不同歷史或政治脈絡底下，每指涉不同的詮釋。大體上，作為「人民」一員的想法，已經暗示著相關「掌權政體」的存在。毛澤東說的「為人民服務」，「人民」背後藴涵著最少兩重意思：一、他是人民的「公僕」；二、他擁有領導人民的超然地位。毛澤東如何看自己的位置，恐怕要看你從什麼時期切入他對「人民」觀念的觀照：倘若以1949年共產黨立國後作為分水嶺，他眼下的「人民」經歷了由想像「以人為本」去推動「人民革命」的「理想主義時期」，演變至掌權後「以人民之名」成為領導人的「獨裁時期」。毛主席口邊掛著的「人民」，可真等同美國憲法序言上起首的三個字“We the people”中強調的「合眾人民」？（於此，我無意假設美國的人民必定全部受到如憲法上規劃的尊重！）從理念本質上來看，以「人民」之名賦予管治建制中個別特殊職位，強調政府是由人民賦權的，故「為人民服務」和將「最後權利歸於人民」是不可否定的原則。

奈何，亮麗的信條背後，如何有效行使有關權力、責任和義務，是民主政體歷史中仍有待驗證的嚴肅課題。但今日全球化經濟體及互聯網興盛下的各大小政體，「民意」屢變成被爭相主導或製造的「政治籌碼」，藉以支配種種可指涉權力的「合理性」。奈何，當人，作為眾獨立個體一員，每被草率地按需要和追隨價值而歸納入假設的、特殊的標籤類別，只為方便管理而淪為檔案上的統計數據。人的聲音、尊嚴和權利，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壓平，失陷於多重政體、理念和相應行動的矛盾之中，多少最終沉溺入茫然的、虛擬的、驟似美麗的「意識大海」，等待下一位「偉大舵手」從海中打撈不成？

易卜生眼下的「人民」究竟是否像《群鬼》（Ghosts）裡的群眾般，逃不過歷史的鬼魅，難以超越泛道德主義體制主控下的魔咒，建立具實質意義的獨立判斷？或聊是一個極具爭端性、來自五湖四海、按當下利益而群集（或離散）之眾？中國文化大革命似乎正回應了易卜生的推算：當人自我剔除了獨立思考，其可能遇見的龐大災害是難以估量的！當政客（或「政棍」）在欠缺提供立體教育或合理經濟體制支持文化建構的情況下，運用手段誤導一般群眾推行「利己政策」，社會上容易湧現一座又一座無定向移動著的「盲山」，阻礙健全的文化發展，其深遠殺傷力可幾及世世代代的子子孫孫！

從戲劇假設中求證

最近香港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急奏章提交立法會的「選舉替補機制條例草案」[5] 風波，正是粗暴詮釋民意，以假民主制度的概念，支配「政制發展」的方向。假如借易卜生《人民公敵》作思考框架，我們可如何解剖類似當權者在今日社會「公共事件」上對「人民意願」的解讀？知識分子的良心要面對又是怎樣教人鬱悶和氣憤的現實？

• 在今天世界議事廳中，是否填塞著像此劇中市長（斯多克芒的哥哥比得）般人物？或是同時充斥著「疑似斯多克芒」的知識人，以「另一邊廂的『公共』價值」，假設著民眾意願，同謀著「發展出路」？

比得：……毫無疑問，每一個人應該將自己默許給社會，更準確點來說，是服從任何照顧社會福利的權力體制。（第一幕）

（在「發展就是硬道理」的今天，任何阻礙「發展」概念、行動、政策、保障及相關利益的人，很可能都被「當權者」歸類成「恐怖／反動份子」。吊詭的是：按余華在《十個詞彙裡的中國》第一章中引述，連啟動「改革開放」的鄧小平，在最後幾年也開始懷疑發展所帶來的問題比前更多！）

• 由行政會支撐林局長「高姿態」爭取立法會支持，卻避開公眾諮詢程序，其政策鎖定的「利益」著眼點在哪兒？他引用的「外國例子」，其中邏輯脈絡何曾理順？你會如何比較他與劇中市長推翻一切良心建議的「行動策略」？

比得：就算你說的是事實，就算我看似要保護我的名聲，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這市鎮的利益。按我的判斷，沒有任何道德理據 ﹣即是以公益為先 ﹣我是無法管理公共事務的。在我來說 ﹣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理由 ﹣重點是你的報告不便提交市議會。為大眾利益著想，你應收回它。或許，遲一陣子我會私底下帶出問題，但面對有關這不幸事件千萬不能對公眾洩漏任何一個字。（第二幕）

（綜觀今日學者的「研究報告」或「聲明啟事」，如何被「挪用」斷章取義，只為求得一二「方便真理」（convenient truth）的謀略？又或是「學者的研究」是按贊助人的意向「製造合理論述」[6]，甘心淪為「同謀者」，以保持自身既得利益？這是今天常見而嚴峻的潛在社會問題。當知識再不是一種被尊重的求證工具，「學術自由」每被一再踐踏成「上位」的「自由通道」罷了！）

• 斯多克芒發現市內具公益用途的溫泉水源被污染，從文學角度引伸，「水源」不單意味著整個市鎮的「生命之源」，它更是具備特殊寓意的「精神場景」，一旦被「污染」，其嚴重性可幾及世代道德價值的傳承。今日香港精神上的「生命之源」在哪兒？是次林瑞麟催促立法事件，其中牽涉的「污染」又是甚麽？

比得：手上的事並不單屬於科學的議題。它是十分複雜的事情，既牽涉經濟問題，亦有管理上的技術問題。

斯多克芒：我不管是甚麽！太陽底下，我意願可自由去表達任何問題。

……

斯多克芒太太：我不懂甚麼，但假如你與他對抗，神預留給我們心靈上的平和應怎算！你會再次失去生存的渠道，亦沒有收入去維持生活。我們以前還沒受夠嗎？湯瑪士，記住，試想想這意味著甚麼。（第二幕）

（你會如何詮釋在香港不同傳媒眼下的「艾未未塗鴉事件」？你的家人按年齡分別，是否已把持著不同的看法？小心：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扮演著「擴散污染」的角色！再看，你又會如何「理順」天安門廣場上毛澤東巨照被人塗污的行為？當「政治家／名人塑像」被運用在形而上權力統治的意識形態下，「毛照」本身是否已是「（反）污染系統」的必然部份？你我父母年幼時，家中可也擺放過「毛像」或「毛照」？其因何由？劇中的先鋒報，在整個「污染事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當公共傳播媒甘心淪為「政治工具」的時候，「人民的聲音」會如何變色？）

• 斯多克芒的「孤獨」是否易卜生自己的寫照？假如我們只是單一化以《人民公敵》為討論易卜生的唯一根據點，其問題性會在哪裡？在今日嚴趨反智文化的年代，人民世俗屢陷入「消費者的奴化角度」，將生命大道種種根源斬斷，餘下只是一二「關鍵詞」的「機會搜尋」，冀覓得三倆可「持續心理消費」的符碼或數據，「易卜生」或「人民」、「公敵」等相關詞彙或名字，變成是什麼意義的「東西」？

斯多克芒：你們對祖先承襲的教義不求甚解便胡亂宣揚，那些因應有關公眾、群眾、群體等人口基本部份而建立憲章的教義，那些在社群中不完整和無知的平民竟因此宣稱可去指導去控制去判斷被孤立和具超卓知識的人……

（自一八七零年代巴黎公社 [Commune de Paris] 所觸發的社會思潮，歐洲政治家及知識界對資本主義制度和相關衍生的社會矛盾提出過無休止式的爭論。長期的爭議磨練出多少教人汗顏的知識人才，同時亦建構了一個接一個的獨裁者外，最後能真正堅持追尋真理公義的人又是幾許？東西方亦然！香港的政治，在嚴重缺氧下，更難成就甚麼具備遠大視野的文化體系！香港的社會，在不停處於移動的狀態下，填滿是機會主義者，就連斯多克芒這樣具備「理想主義」人物也難以生存？誠然，斯多克芒的信念亦可同時變成很危險的「精英主義者」，一不小心，便自蠶於妄自尊大的世界裡，忘卻豐富知識背後理應同時承擔或協同更大社會責任的重要性！)
 

「公」「民」關係的合成

人類，因意識自身生存條件需要群策生活開始，由部落、氏族、鄉鎮、城邦到國家等按個別特殊文化及社會形態發展成不同組織的漫長歷史旅程中，「公」「民」概念，由虛無到貌似實質的理解，難免因人、地、時間、磨合和條件異數，在形成種種不同政治秩序過程裡，無休止的演變出不同「公共」和「民情」理據，當中「敵」「友」因素，屢成為平衡桿上挑起衝突和變遷矛盾的兩極，造成連綿群體分裂和結盟現象（吊詭的是：這可能歸根是大自然本有的必然現象）。易卜生筆下的社會形態和內存矛盾，族群世界的本質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推陳出不同的利益眼界，各自試圖爭取「最大利潤」的前提下，「公」和「民」的價值取捨，每陷入種種「恐懼」、「壓迫」、「匱乏」和「崩解」的邊緣狀態，按各單位連成的相關利益，將存活的尊嚴和美學道德逐步摒棄。

因「公」之名而自「大」之想，多成愚「民」之「方便理由」，鮮有「被授予權力者」會釐清時務虛實，真的擁有理性上的自由判斷。「公」和「民」兩字之間，委實涵蓋著許許多多難以說明的曖昧性，在「國家」或「社會」或「我們」這些本質上十分籠統的名堂式集體概念底下，屢成為經常被人濫用的「公器」，容易墮入概念性權勢角力之中，難說盡多質多變的「民生現場」。多少人讀書，只為出人頭地，難免逐步走向與權力結交的國度。大小權力場中，其「公」怎辨？其「民」怎會？以種種美麗名義（包括教育、藝術、文化、發展、道德、宗教、國體、學術等）彰顯著權力理據的過程中，在多談權、少談益和責的情況下，事情的真偽，視乎個別有關人等身心開化的層次，按有常亦無常的時空碰觸，隨偶然合成、疑幻疑真或機關算盡的意識，各自結構著「拔尖」的法則。同時間，多少早忘記所有大小歷史事件幾曾的「當下性」，其中「現實」的含義又豈只是按利益各自粉飾表列？當中色澤多變，又豈真是哲學家可清晰或徹底梳理到的、辯證到的「寓含」？大同之義，其「公」其「民」真的要「同聲同氣」？還是「公」乃開放之意，「民」乃意味必然雜音無間，二者交流著多類多變的自然本質！

假如我們以一所學院作為一個探索「公」「民」意識的獨立個案單位（以對比《人民公敵》中的「城鎮」單位），其「公」理應建築於「教育」（即劇本中論及的「（精神）水源」）的框架上，以提供在學之「民」一個合適的「學問環境」。故參與是項「教育行動」的人都是學院中活動的、扮演不同角色的「人民」。奈何，正因「角色」或「崗位」的存在，加上「管理主義」支配著「教育行為」的前提下，箇中「公」「民」概念亦隨階級結構和薪俸不均而偏向與「權力關係」掛勾的思想、行徑或言論，默默將可「利公利民」的意識規劃在狹義的領域，導致其「公」不公，其「民」不義：

• 當「自然發展」和「社會效能」只淪為以「公共」為名的「教育口號」，一切「教育目標」可不頓變成附屬於「權限行為」和「可扶植數據」下的「功利遊戲」？掌握權力者（即行政者和教師）對「公共」概念的陳述，遂成為佔據「民眾」（即學生）思考方寸的「有限視聽」；
• 當深信「秉『公』辦理」的價值前設底下，同學本有的自然天資，被裁成按工商業生產線上數據化的「可規劃資源／效能」看待，自然、人和物間互動的自然經驗教育，在缺乏客觀教育條件和協調下，很容易剝奪了民間每人個別天生擁有的官能發展和活動空間；
• 當以「公共利益」假設教育的「美麗期望」，每在「不干預已訂定制度」的前提下，將任何「公民抗命」看成「敗壞發展」的「錯誤」，一切「強迫發展」的行動，其中暴力又理應如何「公營」之、「公理」之？
• 當自然本意不再被視為鍛鍊心智的起點，同學天賦的差異在嚴重欠缺活動磨練、認知和兼容的環境下，「民情」又一再遵循優勝劣敗的競爭框架，被再三強行「安置」不成？其「公」尺何向？
• 當為求達到「社會效能」的「教育目標」，變成局限於消極約束學生行為的狹窄理念，「維生工具」遂逐步被規範化於以「功利主義」為先、漠視民心的學習準則，在「階級特權」監控下，又豈能建築有真正具備「公民」品行的獨立判斷者？
• 當同學在嚴重欠缺經驗分享、欠奉「學問」勇氣的氛圍下，如何面對公共社會中因分層而浮現的種種障礙？每每因忽略同理心而僵化成「公敵」的概念，以假面裝上「民意」，按被迷惑的心智，參與指揮「公共事業」的「利害指標」，其後果豈不堪然？
• 當骨子裡仍以尊卑劃分「行動方寸」的「封建價值」，充斥著學院裡外，人格價值和道德操守遂成為被強烈狹窄化、功利化、物質化的「副產品」，嚴重分歧「公」「民」概念，將一切可能孕育的精神文化壓縮成狹義的「靈修小吃」！

如此孕育「公」「民」關係的場景，不難聯想到易卜生眼下的「公敵」，在功利至上的癥結下是如何被擬構！作為公民中的一個人，可真有在群集中難以建築獨立思考或慌張被遺忘的「無名恐懼」？在起起伏伏、林林總總（包括商業的）的「公共標示」底下，致知和格物的情理，可有改頭換面，都變成「為人民服務」虛弱口號中按市場叫囂的「公理」？當基本核心知識一概被分拆成「資源行銷」的「可營運產品」，「公民」何價？斯多克芒的出現，是否早被撕毀成「靈修碎片」，在鋪天蓋地的宣傳攻略下，難成大器？

「公敵」，畢竟是剝削人底尊嚴的必然「攻略」部份！

戲劇裡外的「現實」

如果說易卜生的《人民公敵》是十九世紀末寫實主義作品的其中典範，看官大可搜尋種種形成寫實主義行動及思潮的歷史理據，一飽尋根及考古的好奇和欲望，但對今日我們重探戲劇中展現的「現實」時，究竟還有怎樣的「再閱讀」空間？1950年代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再將作品改編，將情境移植一個美國小鎮 ﹣一個同樣在現實中受水源污染、同樣遭受以「多數民意」蓋過真實的地方。在劇中米勒對政治團體追逐「民意」的行為形容為像一個磨肉腸的機器（a sausage grinder）在工作，只要是「肉」可磨，其來源不多過問！2006年南京大學戲劇院曾改編《人民公敵》，搬演「南大版」的《〔人民公敵〕事件》，借試圖重構易卜生故事的特殊經驗，批判中國社會浮現種種人文的、道德的、精神的和生態的「危機」[7]。能如此般在國內「過線」的作品，必然是借「古籍」的名氣，掩蓋藝術行動背後的真想。今日身處香港如此政局中的你我，透過《人民公敵》裡的人物種種，又可有借鏡「改編」的衝動？

戲劇，本質上從來不太「真實」！就連易卜生式的「寫實性」，都逃不過舞台框架下理想化、規劃化和經過篩選的「濃縮現實」（heightened reality）。只是當中可借較客觀建立的視點（viewpoint），重探以知識及經驗分析為基礎觀念「再現」心中試圖重新梳理的「生活場景」，正是尋求一種社會現象底「內在現實」（the interior of reality）的必須手段和過程。以今天「後現代社會」重新審視世界的格調來看，《人民公敵》的「寫實性」或許已是過時和同樣純屬於「虛擬的實情」﹣一種試圖完善「現實重構」的戲劇假設！但在提煉生活的戲劇經營中，過濾和審視到的荒謬每成為藝術行動的重要收成，藉以叩問人生種種駭人的、自蠶的存在騙局，以警省可能仍在迷惘中以「民」自居的你我。

奈何，在當今電子媒體主導文化發展的世代，一齣舞台劇開拓的文化空間，恐怕難逃科技演進下給虛擬世界囚徒的摒棄，其存在的現實，也許只是易卜生昔日試圖伸張「公義」過程中發展到的「真實世界」﹣一個早喪失尋求真理的現世！

讓我以劇本中先鋒報的荷夫史達（Hovstad）在第二幕的一段話作結，思考今日社會「公」「民」結構上可教人驚心動魄的「交易場景」：

「幸運是：無論發生甚麼事，我們可將境況轉換至較好的形勢。如果市長不接受斯多克芒醫生的建議，所有小商人、包括整個業主聯盟和其他相關的人都會出來反對他。但如果他接受，他便遭遇所有大股東聯手反抗，他們一直是他最有價值的支持者……」

當我們可能都變成「同謀」，真正的「公敵」，究應從何處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