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及三十三封。1980年5月10日及24日。官僚習染。】
 
誠然，上卷的「數字拼圖」，絕對是筆者讀信後浮現的「聲音拼貼」罷了！於哈維爾，他一直重覆以提點方式向妻子數出要求、指示或自我梳理思緒外，卻不無自嘲骨子裡習染上官僚的根性（想背後不一定是全然「劣」質）。
 
作風官僚（bureacratic），意味著以科層、規條、守則、程序和指引作依歸的行動和相關的行為與理事方法。哈維爾不諱言自己處理事務的習性充滿「官僚式的執著」，強調具體、清楚及準確等重要性。吊詭的是，哈維爾亦同時懂得官僚背後的荒誕：哈維爾的《備忘錄》（The Memorandum）正好揭示官僚制畢竟是一個刻意經營去掩蔽行使扭曲權力的面具，它藉著內部已糾纏不清的程序結構，去鞏固權勢的「合理性」！在哈維爾而言，試圖在僅絕環境下，強化自身理性組織，追求「自我管理效率」，只為避免在因循執事的監控中，喪失應有的清醒。

任何制度法規，其本質是給（不局限於政府）「組織」（organization）達成目標而設計的行政工具，只可惜在長期僵化或科層權力目標錯置（displacement of goals）下，所謂「公共管理」每變成腐敗得難以翻騰的、缺乏使命感的荒謬建制。人，在慣性按「前設概念」或「因循指引」處理資訊的過程中，對「資料」和「訊息」的敏感度及處事能力，每容易下降至難以抓梳任何具備內涵答案的地步。
 
監獄，強調機械性運作，執事人員更每過份重視法規而失去判斷，更談不上任何「人道勞改」的「法理精神」。被監控的人，不獨是在囚者，在層級制度中，前線的「下級獄吏」每在「上級管理」的權力建構下備受「監視」。在囚者亦因應應付架構權力關係，暗裡萌生「內部組織」，進行反監視任何可能的「組織性病徵」，按箇中隙縫，爭取可「局部自主」的空間：
任何（包括內部的）權力移動可帶來的「變異」……
任何藉沉默而觀察得來的「私密利益」……
任何因人性的不完整而緩慢導致變了質的「道德指南」……
任何重複語話或行為中可重新理解的「微妙世界」……
任何高度設防下可預知的「思想空間」……
任何可自主私下經營的辯證邏輯……
任何可自行重新建築的語言系統……
有趣和深值細味的是，以上亦正是哈維爾不斷重複引用及給角色經營的「創作內涵」！
 
浮思和雜念，是每日必然的生態，當中聯想或幻想到的生活細節、邏輯和可染指的內涵，在對「他者」與「彼方」的斷續或連環假設下，人的時間和在地感覺，亦因應所「看」所「見」，以及連串碰上的人脈與物界關係，既被動亦必須主動的，隨移動中的生理、心理、物理等內外元素，抓梳物象的當然內涵……
 
話，如是説。但面對奧爾嘉即將探監的日子，哈維爾旋即貫徹其「組織效率」，務求妻子作好一切準備，切勿荒廢有限的探訪時間。他想以「明確」、「完備」、「高度集中」等「工作態度」，以「保障」可提升有效管理及運用時間的「規劃」，補充長期孤立和難以相見對話的空間。
 
或許，在事事無法與「官僚習染」脫勾的生活裡，如何跨越體制行為背後的致命痛症，是哈維爾試圖「從經驗中再學習」的「變革心思」。要在環環相扣、難以及時補遺的刻板式惡性因循弊端底，尋得一二可重拾前瞻思考和築建相應行動，是一種在固牢系統中開拓非固定空間的想像，透過爭取（由自身主體推動的）溝通和對話，保持意識流通，以對應任何可能出現的（固執或）變遷。
 
要「跨越官僚」，必須認知官僚的行為習性，以彼之刃，擊彼於無形。如果說哈維爾情鍾於「官僚」管理手法，他是不可能改編1728年約翰基（John Gay）的名作《乞丐歌劇》（The Beggar’s Opera），借作品反諷的本質，揭示昔日捷克在極權統治下的「群集式生態」，箇中可獨立自主的身分和自由，如何給「官僚」管理去了！
 
哈維爾在《逐漸難以集中》（The Increased Difficulty of Concentration）一劇中，曾借 Huml 一角如是寫：「……因此，在任何時候或情況下給人民建築一系列固定價值觀是錯誤的 [。] 這並不代表歷史上人類沒有給自己可接受的普世價值 [。] 假如沒有那樣普世價值，人類不可能構成一個群體 [。] 但是，作為定律，每一個人在每一特定時空或個別社群也有其自建的價值，在某程度上，它是鞏固普世價值的重要內涵 [。] 與此同時，獨立個體的價值亦冥冥中與他者或甚至更普及的價值觀相連，在某時某地，成為回應著那個體獨立架構的部份 [。]」

04/02/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