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及三十三封。1980年5月10日及24日。官僚習染。】
 
誠然,上卷的「數字拼圖」,絕對是筆者讀信後浮現的「聲音拼貼」罷了!於哈維爾,他一直重覆以提點方式向妻子數出要求、指示或自我梳理思緒外,卻不無自嘲骨子裡習染上官僚的根性(想背後不一定是全然「劣」質)。
 
作風官僚(bureacratic),意味著以科層、規條、守則、程序和指引作依歸的行動和相關的行為與理事方法。哈維爾不諱言自己處理事務的習性充滿「官僚式的執著」,強調具體、清楚及準確等重要性。吊詭的是,哈維爾亦同時懂得官僚背後的荒誕:哈維爾的《備忘錄》(The Memorandum)正好揭示官僚制畢竟是一個刻意經營去掩蔽行使扭曲權力的面具,它藉著內部已糾纏不清的程序結構,去鞏固權勢的「合理性」!在哈維爾而言,試圖在僅絕環境下,強化自身理性組織,追求「自我管理效率」,只為避免在因循執事的監控中,喪失應有的清醒。


任何制度法規,其本質是給(不局限於政府)「組織」(organization)達成目標而設計的行政工具,只可惜在長期僵化或科層權力目標錯置(displacement of goals)下,所謂「公共管理」每變成腐敗得難以翻騰的、缺乏使命感的荒謬建制。人,在慣性按「前設概念」或「因循指引」處理資訊的過程中,對「資料」和「訊息」的敏感度及處事能力,每容易下降至難以抓梳任何具備內涵答案的地步。
 
監獄,強調機械性運作,執事人員更每過份重視法規而失去判斷,更談不上任何「人道勞改」的「法理精神」。被監控的人,不獨是在囚者,在層級制度中,前線的「下級獄吏」每在「上級管理」的權力建構下備受「監視」。在囚者亦因應應付架構權力關係,暗裡萌生「內部組織」,進行反監視任何可能的「組織性病徵」,按箇中隙縫,爭取可「局部自主」的空間:
任何(包括內部的)權力移動可帶來的「變異」……
任何藉沉默而觀察得來的「私密利益」……
任何因人性的不完整而緩慢導致變了質的「道德指南」……
任何重複語話或行為中可重新理解的「微妙世界」……
任何高度設防下可預知的「思想空間」……
任何可自主私下經營的辯證邏輯……
任何可自行重新建築的語言系統……
有趣和深值細味的是,以上亦正是哈維爾不斷重複引用及給角色經營的「創作內涵」!
 
浮思和雜念,是每日必然的生態,當中聯想或幻想到的生活細節、邏輯和可染指的內涵,在對「他者」與「彼方」的斷續或連環假設下,人的時間和在地感覺,亦因應所「看」所「見」,以及連串碰上的人脈與物界關係,既被動亦必須主動的,隨移動中的生理、心理、物理等內外元素,抓梳物象的當然內涵……
 
話,如是説。但面對奧爾嘉即將探監的日子,哈維爾旋即貫徹其「組織效率」,務求妻子作好一切準備,切勿荒廢有限的探訪時間。他想以「明確」、「完備」、「高度集中」等「工作態度」,以「保障」可提升有效管理及運用時間的「規劃」,補充長期孤立和難以相見對話的空間。
 
或許,在事事無法與「官僚習染」脫勾的生活裡,如何跨越體制行為背後的致命痛症,是哈維爾試圖「從經驗中再學習」的「變革心思」。要在環環相扣、難以及時補遺的刻板式惡性因循弊端底,尋得一二可重拾前瞻思考和築建相應行動,是一種在固牢系統中開拓非固定空間的想像,透過爭取(由自身主體推動的)溝通和對話,保持意識流通,以對應任何可能出現的(固執或)變遷。
 
要「跨越官僚」,必須認知官僚的行為習性,以彼之刃,擊彼於無形。如果說哈維爾情鍾於「官僚」管理手法,他是不可能改編1728年約翰基(John Gay)的名作《乞丐歌劇》(The Beggar’s Opera),借作品反諷的本質,揭示昔日捷克在極權統治下的「群集式生態」,箇中可獨立自主的身分和自由,如何給「官僚」管理去了!
 
哈維爾在《逐漸難以集中》(The Increased Difficulty of Concentration)一劇中,曾借 Huml 一角如是寫:「……因此,在任何時候或情況下給人民建築一系列固定價值觀是錯誤的 [。] 這並不代表歷史上人類沒有給自己可接受的普世價值 [。] 假如沒有那樣普世價值,人類不可能構成一個群體 [。] 但是,作為定律,每一個人在每一特定時空或個別社群也有其自建的價值,在某程度上,它是鞏固普世價值的重要內涵 [。] 與此同時,獨立個體的價值亦冥冥中與他者或甚至更普及的價值觀相連,在某時某地,成為回應著那個體獨立架構的部份 [。]」

04/0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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