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回到貝克特的《等待果陀》

第一次看薩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的《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在美國侯斯頓（Houston）賴斯大學（Rice University）內的漢姆漫會堂 （Hamman Hall），記憶猶新：兩個身穿萊路與哈地（Laurel and Hardy）式衣裝的流浪漢，冥冥打開了我叩問生命中一切行動背後本質意義的思考門戶！自始，貝克特作品便成為我日後持續思考的重要梯階：由他的短劇、小說以至長劇，及至他超級冗長的句式到簡約的戲劇行動指示，之間引發我從可能隱喻探討存在的意識本質。我在香港首個導演作品是1984年在藝術中心麥哥利小劇場自資製作貝克特的《終局》（“Endgame”）。以「終局」來「開展」自己的「事業旅程」，回想起來也真的弔詭，似是一種學習「先死而後生」的修心功課。或許，那次用上了五個月綵排的經驗，焦點不獨在戲劇，更重視的是貝克特戲劇結構和文字創作背後所揭示的存在意志，箇中非比尋常的叩問旅程，教當時仍年青的我學習重溯幾曾活過的日子。及後二十年，再度兩訪貝克特的《快樂日子》[i]（“Happy Days”），其間更在我的一篇研究身體的論文[ii]中，建立「貝克特路徑」（Beckettian Trail）的理論想像：以貝克特對生命竭而不捨地探知的精神作啟示，藉「藝術行動」（art-in-action）進行重整生活及建築另類身體意識領域的可能。

﹣重訪彼德漢德克的「大觀園」
 彼德漢德克（Peter Handke），奧地利文學家，寫詩，寫小說，寫舞台劇本，寫散文，亦給電影編劇和導演，風格前衛、創新，多產而具深遠思考空間，有啟發性。他曾強調：透過書寫，可平伏時常充斥內心的焦慮。

焦慮，可大，可小。生活裡焦慮似近還遠：此間一時三刻的焦燥，或是霎時生理的警號，也許是邀請你我追蹤其衍生的原委，甚至於存在本質和個性的由來。人間美景和苦困，俯拾處處，看君可真從容觀之！在電影《柏林蒼穹下》（“Der Himmel über Berlin”／英語版譯成 “Wings of Desire”），漢德克對感悟存在和體恤生命的人文筆觸，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看世情，必須亦遠亦近，學習兼容眼下箇中種種。漢德克的文字世界，是邀請眾生重拾修行的漫遊圖，引領觀者潛入尋常慣性，跨越任何可能障礙，借物悟象，「行動」於其中。

﹣愛德華．艾爾比《動物園故事》的前世今生

1958年美國劇作家愛德華艾爾比（Edward Albee, 1928-）用了三星期寫了一齣名叫《動物園的故事》（The Zoo Story）的獨幕劇，亦是他戲劇旅途的第一個作品。2009年他給作品加上多一幕「家庭生態」（Homelife）在前面，將五十年前後兩幕戲合併在一起，命名為：《愛德華艾爾比的如家如動物園》（Edward Albee’s At Home at the Zoo）！連自己的名字也加進劇名上，他還下令（除教育機構外）日後禁止單獨上演《動物園的故事》！五十年前後的艾爾比，目睹了怎樣的社會蛻變（或骨子裡沒多大改變），要進（或退）一步回應年輕時早種下對資本主義如何影響生活及精神的批判？活了八十載，豈真有「如家如動物園」之感？

讀愛爾蘭文學家森姆．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的作品，根本是一個沒完沒了的「夢魘」，因為，它讓我無時無刻看見「果陀」的虛無面相…… 

「果陀」（Godot [音GOD-oh]），一個純粹被貝克特製造出來的字。誰說「它」是一個人物、或是疑似神（God）的「祂」？最少，在貝克特於1949年完成的劇本《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果陀」不一定是一個「人物」！按作者表述，字源靈感來自法文俚語 gollidot（即英文 boot），意涵「與腳有關的遊戲」。如劇本中人物與所穿的靴，二者建築著連串不尋常的「對話」。按劇本而言，「果陀」是「不知何許（人）也」！既似虛擬，亦是一種慾望的投射，以給生活裡種種「行動」一個原因或意義罷！

﹣從《推銷員之死》探索一個尋常角色的不尋常性 

記得在美國大學修讀戲劇的時候，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 1915-2005）的1949年作品《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是熱門的劇本選材之一。我亦在表演課上曾選演劇中有關Happy和Biff的其中片段，我扮演Happy，演Biff的對手是一名南美阿根廷人，二人不論由外表到內涵（包括口音），都沒法教人想像是「兩兄弟」。戲如是演，教授卻滿腦子「米勒的角色印象」，給我倆循「表演」上提出意見。誠然，那日只是課堂習作，但對同學和我的經驗來說，絕對不是劇作家會關心的問題 ﹣一個有關跨文化地域的角色想像。相信1983年米勒親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與英若誠合作執導此作品的時候，他面對的豈會是單純美國的《推銷員之死》？演員在假裝自己是美國人的同時，中國（或甚至純粹的北京）文化又豈能沒有影響角色上的詮釋和演繹？單從英若誠的翻譯本與原文對照，已有不少因語言及文化的落差，出現了不少直譯和意譯的判斷，對原文寓意運用的文體轉移，難免出現很不一樣的理解。戲劇，在文化移植的過程中，畢竟引進不少作者盤算以外的閱讀元素。角色的意識流，在文化落差下，或許已種入文本體積以外的身分、矛盾和地緣經驗，注入多元而複雜的多邊文化交流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