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年10月22日(六)
時間:3-5pm
地點:Café Golden(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1樓05室)
主持:何應豐
嘉賓:也斯(梁秉鈞教授)、鄧樹榮
摘錄整理:陳國慧

由法國、印度再回到香港的文化之旅

主持何應豐以目前香港文化藝術環境的現况作為引子,認為目前本地藝術發展過於著重製作,而「西九文化區」的發展焦點,亦令大家忽視了其他同樣重要的文化藝術生存形態。他希望兩位嘉賓能夠透過他們在香港以外的經驗,刺激我們去參考不同的文化氛圍、改變我們閱讀文化的方式,再而觀照自己。嘉賓之一也斯先與大家回顧六、七十年代本地藝文活動的盛况。當時雖未有藝術資助的條件,但各式活動的開展並沒有因此受到阻礙,「由零開始、自己出錢出力」是他當時參與這些活動的感受,大家很希望透過這些活動去認識自己和城市。

也斯當時在香港大學看了不少和存在主義、荒誕主義有關的劇作,亦看了布萊希特的廣東話翻譯演出,開闊了對劇場的認識,亦寫了一些劇評,同時亦透過看其他評論累積更多藝術養份。另一方面,當時亦有如「第一映室」(Studio One)等放映很多法國電影,此外,他亦欣賞當時政府的藝術行政人員引入許多不同的當代演藝作品;劇場和電影兩方面,都啟發了他寫詩的不同方式。也斯有感目前評論的空間少了,對文化發展是有影響的;同時現在的文化工作者亦不像以前般熱中於「crossover」,他舉例說當時不少電影人亦是寫詩的,不同藝術範疇的人的互動亦不少,現在反而是缺乏了這些刺激。

另一嘉賓鄧樹榮談及當時為何會到法國留學,他是先問自己幾個問題:「我為什麼喜歡做這件事?如何去做?何時去做?」他回溯當時在唸大學本科法律時,很多同學都很清楚自己要就專業的路,他則有很多疑問;而亦是在大學時迷上了戲劇,當然亦有在「第一映室」(Studio One)看很多藝術電影。對於時間和空間的不同組合,鄧樹榮是深感興趣的──「此時此地,他時他地」的不同組合變化,加上人的歷程,反映在很多藝術產物中;而這些東西所產生的魅力,驅使他去法國尋找更多。

鄧樹榮坦言法國人很喜歡問問題,不過問題正在於問得太多;而同時他亦明白不同文化定位是定義了其立場,於是他發覺要回來熟悉的地方和觀眾分享所感。他不否認當時碰過不少壁;而八十年代是香港文化發展的高峰期,如電影是一例,同一情況在荷里活方面亦然。鄧樹榮認為這反映香港亦不能避免全球一體化的大勢,於是思考個人定位、處理個人的矛盾成了他所關注的問題。他之前亦一直在思考「自由與限制」、「個人與集體」的問題,而透過學習瑜珈則令他進一步認識自己。鄧樹榮曾經多次到訪印度這片靈性的國度,他很訝異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即使經過殖民洗禮,但其文化和宗教似乎亦沒受到多大影響。他直言「印度帶給我的是很核心的生命問題」,當人要面對死亡時要如何面對自己;而這些思考亦影響了其後來的創作,「對人的存在這事很感興趣」。

也斯回應了他對香港的看法。他說香港一直被很多外來的文化來定義自己,而往往將之邊緣化。他覺得香港自有自己的多元性和特質,但卻缺乏關注;這有點像寫詩一樣缺乏讀者,他自嘲是應驗了「詩人獨憔悴」之說。鄧樹榮就認為「詩人」可以代入為每一種「最適合於表達自己的方式」,而往往想用這方式來表達自己都多少是「憔悴」的;他覺得「詩」代表的其實是一種工具,我們則常被工具絆著,而發掘不到其背後的「詩意」。他以資深舞蹈工作者劉兆銘的說法:「知之不如用之,用之不如樂之」來勉勵大家。此外,也斯則以韓國導演李滄東為例,說明亞洲文化獨特的詩意和表達方法;他覺得香港目前製作雖然不少,但作品可以沉澱的空間亦不多,這方面值得我們繼續反思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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