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週刊二十四卷二十九期 (2010-07-25) 
富士康深圳員工「十二跳」轟動全球但「第一跳」死者馬向前死因成謎屍體仍放在殯儀館內。富士康保安、稽、質檢員、線長、組長等高壓層級式的監視系統配以嚴厲苛刻的「連坐」懲罰要求犯錯工人寫檢討書並被當羞辱成為最有競爭力的系統但也是最使人「異化」的系統。它與當今中國的社會體制相遇讓西方早已揚棄的泰勒主義——反人性的生產方式在中國發展到極致成為連環自殺的悲劇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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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全球的富士康「十二跳」似乎已從人們的視線淡忘但很多人不曉得富士康今年初「第一跳」的死者馬向前的屍體還放在深圳市殯儀館內不能落土為安也不能火化因為死者的家屬一直懷疑從馬向前的屍體上看到的可疑傷痕顯示可能不是自殺陳屍之處甚至不是第一現場

家屬要求富士康當局「給一個說法」也要求公安介入調但至今還不能如願檢方還未能立案而屍體就停在那邊。家屬懷疑馬向前之死和廠區內勢力強大的保安有關。他們認為如果不是保安錯手殺了人那麼工人在廠區內遇害保安部門也該負上了不可推卻的責任。

富士康保安部門面對這樣懷疑的眼光也因為它有一層神秘的色彩。它的人數對外界來說始終是個謎。一位基層的保安透露富士康的保安系統有五千多人負責維持深圳約三十多萬富士康工人的秩序。但工廠一位高層管理人士卻說沒有那麼多最多一千來人但他不願說出確切數字說這是和安全有關。富士康的工人說用工廠內部座機打一一零就像香港打九九九報警),接電話的不是公安人員而是廠區的保安處。如果要確保找到廠區外的公安還要先打到總機轉去。 
但更耐人尋味的是富士康和深圳當局的關係。富士康在十二跳之後還傳出了十三跳、第十四跳的自殺事件但一些富士康工人相信在十二跳之後一切都嘎然而止是因為很多信息已經被封鎖。而中國大陸媒體也被告知以後不能再報道有關富士康的自殺新聞。工人說十二跳是絕響以後即使富士康有人自殺新聞也不會出現了。

香港大學自殺研究及預防中心的研究人員曾經透過港區人大聯絡上中聯辦並安排前往富士康深圳廠區進行調研究希望找出悲劇的根源「中聯辦本來已經安排好了一切手續都準備妥當但就在出發前二十四小時我們就被告知不用去了」。到底是什麼力量將一個本來官方已經安排好的行程臨時取消

不過在十二跳之後記者走在晚上的深圳龍華富士康廠區外的街道上卻目睹一派繁華的景象。霓虹燈的招牌閃爍麥當勞、錢櫃KTV和法國普羅服裝品牌Etam的燈影照耀在富士康下班工人的臉上。他們的頭髮有些染上了金色、綠色或變幻的色彩穿上看起來不和諧、但很有「混搭」味道的服裝。KTV傳出了周杰倫《不能說的秘密》的歌聲在喧嘩擁擠的身影中空氣中瀰漫青春和歡樂的氣息。沒有人會想到死亡對剛發生的連環跳的死訊也是漠不關心。

但就在這樣的「盛世」中著一條長長的死亡陰影。富士康更深層的問題在於保安、稽、質檢員、線長、組長等高壓層級式的監視系統再加上富士康引以為傲的「工業工程」管理組成最高效率和最有競爭力的系統。然而這種管理系統的背後卻是身心高強度的壓力不僅是每天加班至十二小時或以上的體力極限還有在每一個環節被監視產生的巨大心理壓力。犯錯的工人會被要求寫檢討書要在一個團隊面前被羞辱而生產線上的工序「碎片化」又將員工變成一部單調刻板的「機器」自我成就感低落人也容易跟自己疏離失去方向此兩者管理模式的功能讓工人進入了一種被曲的生存狀態。

而這樣大規模的生產模式和中國相遇更成為悲劇的沃土。因為這一些和中國大陸進入全球化後所產生的問題千絲萬縷互生互長。而相對地在越南的富士康或是在中國其他規模較小、約只有萬人的工廠管理模式也跟中國富士康不盡相同就比較不會出現這些容易發生悲劇的場景。

這兩年每天平均有四、五千人排隊要進入富士康然而每天也有相若的人數排著隊要離開……小王剛從湖南到深圳坐在富士康龍華廠區外水斗村某小商店前他告訴亞洲週刊「富士康是世界五百強工資高準時發薪希望他們趕快恢復招工我可以去面試」然而連串「跳樓」事件後從五月二十九日迄今深圳富士康一直停止公開招聘生產線上的員工。

全中國有約兩億像小王那樣的民工他們對於「外資」、「大工廠」、「新科技」有無限的想像和追求成為富士康源源不絕的人力。富士康其中一個悲劇工人馬向前也是這支蟻雄兵的一員。

「弟弟從下到深圳就是為了進入富士康我們那時候住觀瀾他天未亮便坐車到龍華面試人太多了去了七次都被擠出來第八次才成功登記上。」馬向前是富士康今年「十二跳」的第一跳姐姐馬麗群向記者訴說馬向前的生前死後一旁是操著濃重河南口音的爸爸馬子善是傳統中國農村的莊稼老漢臉曬得黑實雙手結繭。這些年來他倆夫妻等啊等生了三個女兒才等到一個小兒子「怎麼去了富士康三個月就沒有了

今年一月二十三日凌晨四時半馬向前被發現倒臥在宿舍樓下。警方法醫報告幾次修改從「猝死」到「高墮致死」都不能讓家屬信服。馬家在殯儀館看到的弟弟屍體是「頭頂有四個釘子孔、小腿內側也有釘子孔、前胸嚴重凹下去手腕少了一塊血肉……」疑點重重為何深圳警方事發後還發出「不立案證明書」

當馬麗群和記者到深圳市公安局寶安分局要看馬向前屍檢報告時分局接待人員說若要看報告要有受理原案的警官陪同。但當記者撥通了松原派出所主管此案件的陳榮發警官他卻反駁「這是沒有的事家屬根本沒有這種權利是這個警員不熟悉業務你告訴我他的警號。這是你們家屬不信任我們警方既然不信任為何還要找我們辦案

一直有相關人士希望家屬「趕快把馬向前屍體燒掉」說者還包括最近才出現的河南官員馬麗群很疑惑「為什麼河南的人來深圳勸我們趕快燒掉弟弟的屍體還說會給我們二十萬為什麼是他們給是否是最近聽說富士康要搬到河南建廠希望趕快把事情了結」馬麗群也許是瞎猜不過富士康的確在部署把工廠向河南等地轉移。

深圳富士康龍華科技園區建於一九九六年佔地二點三平方公里員工約三十多萬佔富士康全球百萬員工的三分之一是全球人數最多的單一廠區。過去幾年富士康產品出口量佔深圳外貿出口總數百分之二十以上。走在龍華鎮上路上到的幾乎都是富士康的員工有的穿便服有的穿上白、藍、紅三種不同顏色的廠服絕大部分都是十來二十歲的年輕臉孔。

在富士康當一名普工制度上監控你工作和生活的至少有四種人車間裏不同層級的主管、廠區內權力很大的環安課保安、人力資源部的稽以及專責管理宿舍的「宿管辦」。

二零零七年小余頭一次進廠就是被分配到人力資源部當稽但做了三個月就受不了了。「做稽人人在背後講你根本沒有朋友但如果不年終獎金又少」富士康裏人力資源部的稽權力也很大工作範圍就是整個廠區也包括車間。小余粗略計算一個稽大概看著一百名員工「有一次我看到有人在廠內非吸煙區抽煙把他名字廠號記下來他就被炒魚了。」小余說他三個月來了幾件年終獎發下來只有一千元人民幣約一百五十美元),「有些人得比較兇有五六千塊的」。小余受不了被別人背後指罵就主動申請去當「普工」。

除了稽富士康裏的安全管理處和環安課的保安人員也是主要的監控者。在廠區裏有關保安的傳聞很多「十二跳」中除了馬向前梁超、劉志軍和去年孫丹勇的死因都傳出和保安人員有關係。劉志軍家人已接受富士康的賠償方案拿了二十多萬元不太願意再談。但劉志軍的大學同學小明化名回想事件依然覺得疑點重重。對於富士康和警方說劉志軍是因為夢遊「墜樓」小明說「我認識他那麼久都不知道他有夢遊而且如果是自殺跳樓為什麼在殯儀館時發現他脖子上有道勒痕而且身上有多處瘀傷

相較於一般大型工廠擁有數十萬員工的深圳富士康保安系統確實嚴格。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高層管理者向亞洲週刊說富士康的管理系統分兩大塊一是環安課設於不同事業群內分成環境保護及保安兩部分第二是安全管理處直屬於總廠。這位管理人員說富士康的保安人員功能很多元除了目前一般媒體報道的廠牌、監控人員進廠出廠之外「譬如在廠區內他們就像一個『交通警察』負責控制汽車時速、人流穿梭避免交通意外發生」。但問到富士康保安人員的總人數這位高層管理者就表示「這個不方便講」。

在富士康觀瀾廠區門口掛著一塊藍色的牌子上寫著「本廠區經政府批准非本廠人員嚴禁進入」而在廠區內還有一塊牌子寫著「富士康科技集團生產區和生活區均屬海關特殊監管區任何資訊產品都不得帶出本廠。」二零零一年富士康集團正式試行「聯網監管」明顯提高了競爭力包括美國思科、IBM、蘋果電腦、日本索尼等跨國品牌先後派下數十億美元的生產訂單。富士康新聞辦公室曾經表示「本公司實行保密文化所以蘋果等國際企業才會將訂單給我們。」而這套保密文化很大程度就需要保安人員來維護。

富士康給儲備幹部的培訓課上講師分析了富士康園區分四道防線管控。第一道防線是園區周邊的各個大門第二道防線是廠區和生活區的各個門崗第三道防線是研發場所、重要物資倉庫和重要生產車間而第四道防線則是機動的巡邏人員。一位保安跟記者說富士康約有五、六千名保安月薪約二千多塊大多數是透過人才市場公開招聘進廠不少是退役軍人尤其是生於九零後的。被問及「外傳保安都很兇」這位友善的保安說「這是因人而異起碼我不是這樣的。」


目睹保安廠外打工人

小波進廠已經兩年了是模具車間的技術員他講了一些親眼目睹的經歷「我們曾經見過保安在宿舍附近群毆員工他們一般不會在廠裏打人會在外面打」小波說保安在富士康有很大的權力「可能跟他們和管理層的關係密切有關。工人們都很怕保安沒人敢囂張就算被兇了也不敢吭聲沒有人敢得罪保安。」不過小波也說保安打人的情況不算很多「不過如果是被捉到東西會被打得很慘打完才送他去派出所」。 
據說如果在富士康廠裏打求救熱線「一一零」會轉接到富士康內部的安全處。小波向記者證實說「是的在廠裏打一一零會接到富士康內部的保安部如果保安打人絕對是求救無援。

一位富士康高層管理人員跟亞洲週刊解釋「富士康內部也有一個一一零號碼是接到保安處的但這不妨礙員工打總機再接駁到社會上的一一零。我們設內部的一一零是希望告訴員工有時候工廠也可以幫他們解決問題不一定要打到外面的一一零去。」外界對於富士康也許有所誤解但這也許也是富士康一直拒絕獨立調組進駐工廠所產生的結果。

「連環跳」事件後深圳市政府三名副市長及二百名官派人員先後進入富士康進行「深入調但詳細結果迄今仍沒公布。台灣三名自殺防治學會的精神科專技醫師也「受邀」前往深圳廠區了解十二名「自殺」員工的死因後來發表了一份聲明指出十二名員工中三人疑似有重大精神疾病、八人有明顯情緒障礙相關因素則包括男女情感、家人重病、父母離異、經濟貧困等等另一人墜樓則疑似和夢遊症有關。

然而這份報告受到台灣學界和勞工界猛烈批評其中台灣工作傷害及受害人協會秘書長黃小陵於六月十日的台灣《蘋果日報》便發表文章對這份報告提出質疑認為聲明「不清楚」、「草率」。而香港學界組織「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原本打算七月組團進駐富士康但「行動」發言人陳詩韻跟亞洲週刊說迄今富士康不僅沒有同意學界進駐甚至已經不再跟他們聯絡了。官方派去的不詳細公布結果廠方又不同意獨立調組人員進廠如何能停止悲劇的發生難道調薪能解決問題這是個人的問題「不」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葉兆輝表示「這是制度的問題

在富士康的保安、稽身上隱約看到一種高壓式的監視系統而在車間裏的線長、副線長、組長的分層管理就像一種層級式的監視系統。

在富士康內部有著極其複雜的「資位」系統分為不銓敘、銓敘「銓敘」又分為員級和師級員級分為員一、員二、員三師級又分為十幾級。每個級別的薪資都不同這套體系師自台灣軍隊的管理等級劃分方法。至於管理職位也從組長、課長、專理到經理、協理再到副總經理、總經理、副總裁等一個事業群的級別分成十幾層。

這種層層而下精細分布的管理方式原意是確保生產效率和品質這對一個像富士康那麼大的工廠來說無可厚非但這種管理模式卻同時會產生負面效果它不僅會讓員工之間的關係緊張而且某些車間的「連坐懲罰」方式更容易造成人和人之間的不信任。小鄧進入富士康已經四年了由於是大學電子軟件本科畢業所以一進廠就是技術員工「我曾經看過一個例子就是一名生產線上的普工做壞一個產品就從經理、副理、課長、組長、副組長、線長一直罵下來最後那名員工被炒線長被記大過組長被記小過你說這種情況大家工作時的關係怎麼會不緊張。」 
馬向前的姐姐馬麗群也曾經在富士康工作將一個親身經驗告訴了記者。馬麗群工作的地方在觀瀾廠區約有十多萬人工作主要是接一個speakerMP3MP4「一共有五個接點科研部門會將這五個接點接的時間用秒數來分為四、三、二、二、二秒我們自己在心裏默數時間到了把烙鐵移開再加入錫絲」。

拿秒來監控
馬麗群說車間對每個點的時間要求非常嚴格幹部常常站在後面拿著秒來測時間「如果員工讀秒快了或者慢了都會被幹部罵然後罰你當對著車間的卡鐘去讀秒數」。被車間裏的幹部逮到還是小懲罰「但如果被外部抓到即事業群的質量保護員和人事部門的稽發現有讀秒不準自己甚至全組的績效分都會被扣並且通知本班幹部寫違紀單」。最讓馬麗群覺得沒有尊嚴的是一些被罰者還需寫檢討書下班後在同一車間內的一百多人面前讀出來而且聲音一定要足「幹部會問最後面的工人是否有聽清楚犯了什麼錯誤但有些女孩往往覺得丟臉不好意思讀著讀著就會哭起來聲音變小……」有時候幹部會將個人的錯誤連接到整體讓員工自己產生愧疚譬如他會說「一個人耽誤一分鐘這樣一百個人得耽誤多少事件。」馬麗群說有時候幹部還會要受罰者拿著檢討書讓一百多員工逐個簽名目的是讓所有員工知道今天犯了什麼錯誤今後不會再犯此錯誤。

馬麗群談到的經驗不僅道出富士康員工在層級式監視系統中人在群體面前是何等渺小微不足道更深層的是一種長期處於單調重複的工作狀況也使人跟自己產生疏離自我價低落。台灣工作傷害及受害人協會秘書長黃小陵就批評「富士康生產線的軍事化管理制度、生活宿舍的高壓管理有人每天工作達十二小時七秒鐘一個迴圈重複工作的疲勞循環無法相互交談……把人當機器般的對待……

一名曾經在富士康工作數月、後來「再也不敢進製造業」的台幹白先生對記者解析為了精確計算生產線上的每一道工序以獲得更高產能富士康採用的是「工業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簡稱IE的管理模式。

二零零七年富士康成立「富士康IE學院」這些年來培養數以萬計管理人員他們被分布到不同車間研究生產線上的每一個生產工序在廠內就有「IE無所不在IE無所不能」的說法。這種管理模式的特點是將生產工序極度細緻化參考電腦逐格拍攝的技術細緻分析生產線上作業員操作時的每一個動作。這位台幹舉例說在其他工廠三個工序可能是一個人做需時三秒鐘但在富士康透過細緻分析就分開三個工序由三個人來做需時則只有一點五秒。這除了省時之外當一個人不斷重複只做一個工序的時候他犯錯的機會也相對減少。不過白先生強調「要做到這種細緻分工最重要的條件是量要富士康就有這個優勢

然而畢竟不是機器他的身體的每一個部分天生需要透過不同的活動來證明他的存在左手、右手、左腿、右腿還有頭、胸、腰、股一週六天每天十個小時以上必須維持同一動作那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如果說保安的威嚴讓人震懾員和組長、線長的無所不在讓人提心吊膽那麼這一套科學化的管理模式卻很容易無形中將人推向一個無助的孤島。

泰勒主義的悲歌

葉兆輝教授分析富士康的管理思維來自現代工業生產之初的泰勒主義(Taylorism)。為了改善工廠和工人的效率泰勒主義提倡生產程序固定化、精簡化要求工人重複做同樣的工作直到他們做得又快又好。「雖然泰勒主義在西方遭到批判被認為是違反人性但這種科學化管理後來被日本人發揚光大再傳到韓國、台灣等新興工業地區。現在在中國大陸更將科學化管理發展到極致成為『世界工廠』。」葉兆輝指出在富士康裏工人天天重複做相同而又簡單的工作不知道自己做的工作的價慢慢也失去了做人的價

第七跳的盧新就很可能在這種情況下選擇結束生命。今年五月六日盧新在富士康宿舍區一幢大樓六樓跳下來

去年八月盧新從湖南湘潭來到深圳富士康他本來已考上湘潭大學後來因支持弟弟讀書放棄學業考進了富士康當「儲備幹部」。盧新本來以為這是一個技術工作但原來他被分派製造部去檢電腦主機箱盒是否合格。按照工業工程的科學計算盧新一、二秒便需要看一個不斷重複重複不僅速度要跟得上而且不能出錯否則會牽累整個部門。報道指出盧新極度討厭這枯燥無趣的分工「在固定的地方吃飯、睡覺和上班令盧新感覺浪費生命和前途。他在博客裏寫道『剛開始根本就不應該看重錢真的很後悔現在我人生第一步就走錯了。很迷茫。』」 
面對「全球五百強」、「全球最龐大代工企業」大帽子的富士康誰也不能否認在大陸多「血汗工廠」裏富士康準時發薪遵守勞動法廠區內還有游泳池、籃球場、球室、郵局、食街……這對於大部分的年輕民工來說已經是個夢。盧新的應聘信就寫道「只希望被貴公司錄用後真正發揮自己的才能來證明自己。現在的我無論過去怎樣一切歸零。唯有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一切。」

在巨大的富士康面前馬向前、劉志軍、田鈺、饒樂琴、梁超、盧新、小丹、小宋、小余、小王、小波、小明、XXXXXX……一個個年輕的生命是如此的渺小偏偏他們又對未來充滿憧憬追尋理想不像他們的父母輩賺些錢回家蓋個房子就滿足了

葉兆輝分析現在社會結構變了今天中國大陸的八零後、九零後年輕人的想法跟前一輩人很不一樣他們講究的是生活、權益、理想。「八零後都不甘於做機器人他們都希望擺脫貧窮不做農民抱著希望來到城裏打工做一些體面又有尊嚴的工作。至於生活新生代農民工期盼長期在城市生活期盼更豐富的精神與情感生活。他們出來城裏打工大部分都沒有想過回去因為他們大多都不懂得做農活。」今年六月中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即八零後、十六歲以上問題課題組發表了《關於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二零零九年全國外出農民工一點五億人中十六歲至三十歲的佔百分之六十一點六而新生代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二十三歲左右近八成人未婚他們所受的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水平相對傳統農民工為高。而百分之八十九點四的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不會農活葉兆輝分析「因此新生代農民工不像上一代的工人他們到了城市後其實是回不去農村生活了。」

問題還不僅是他們回不了農村生活而是當這些年輕生命離背井隻身走到大城市他們脫離了原來的社會網絡失去了原有的社會支援包括家庭成員的支持不熟悉的人、不熟悉的地方還有不熟悉的氣味一旦他們遇到問題找不到這些社會網絡來幫助他脫離困境。一位富士康高層管理人員的分析也可以旁證這一點。他指出中國大城市流動人口的比例太多像深圳本地戶籍人口數目只有二百四十萬但流動人口就有一千萬「這不利於企業追求穩定」。

工人缺乏社會支援

葉兆輝也分析「在我們的研究裏缺乏社會支援這個元素對企圖自殺者來說有很大影響。」在採訪的過程中一些富士康員工對這種高壓、細緻化的管理技術表示理解他們對這種技術可能帶來的對個人的對人際關係的疏離沒法也沒有時間去思量他們通常的說法是「工廠那麼大人那麼多不這麼管理怎麼成啊」這讓人想起中國某些官員的政治思維「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不控制媒體很容易煽動民情緒不鎮壓群體性運動國家很容易會大亂。」

一九四六年赫胥黎為《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撰寫「再版前言」的時候有以下一段文字「一個真正有效率的極權國家應該是這樣的大權在握的政治老板和他們的經理團隊控制著一群奴隸人口這些奴隸不須強制因為他們心甘情願。」這一本約七十年前寫就的巨著控訴的並不是希特勒、史太林、毛澤東式的極權統治也不僅是福特主義以來的「血汗工廠」而是一個夾雜著華麗與悲涼的二十一世紀「新世界」。如何能讓人類認清這個「新世界」認清人類在華麗和悲涼間所付出的代價這不僅是富士康要反思中國領導層要反思社會上每一個具體存在的個體也需要反思。

向瑜、潘澧瑤、賈思玉、賈選凝、顧冷冰參與採訪與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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