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年11月6日(日)
時間:3-5:30pm
地點:Café Golden(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1樓05室)
主持:何應豐
嘉賓:呂奡元、葉卓棠、陳國慧
摘錄整理:陳偉基

主持何應豐先向觀眾交代原定的嘉賓之一鄧小樺因事未能出席,因此另外邀請了音樂人呂奡元擔任嘉賓。他希望透過講座這平台,與幾位來自不同年齡層的嘉賓討論一下現在的文化氛圍,以及現在香港文化生態的發展狀況。他認同,不同年代的人也受到從前的文化傳承所影響;然而今天的年輕人,因著時代的發展,似乎他們所面對的生態已很不同,上一代不過是早過下一代來到這世界,大家都共同分享來自文化傳承的成果,上一代並不應該為下一代制定太多框架。何應豐進度提出一點,今天的藝術節,是否只是以填充節目檔期為目標,還是提供具獨特性的演出,打開觀眾的視野;他認為這個社會的教育制度,往往扭曲了藝術的本質,壓制了年輕人探索的慾望,他希望呂奡元先從自己的經驗,分享他如何創出自己的音樂天地,並如何看自己未來十年的發展。

呂奡元說他是唸化學出身的,後來才專注在音樂方面的發展。他說小時候便很喜歡音樂,但因為家族裡有不少成員也是從事藝術工作的,如他的父親是畫家,叔叔則是音樂人;所以他父親對兒子有所期望:希望他能夠成為家庭中一個理性的成員。呂奡元說自己年少時很懵懂,亦不希望有負父親的期望,所以有段時間很想成為醫生,亦在大學時選修了化學。然而後來他越接觸音樂,和朋友組成樂隊,越發現自己和音樂很親近,開始思考自己是否要走音樂的路;而在大學最後一年,當身邊的同學開始討論將來的時候,呂奡元便思考所學習了的知識,到底是否只為了掙到一份工作和收入。
這時候,對成為音樂人的夢想就更強烈,而當他與父親討論想要讀音樂時,父親是很不同意的;加上作為藝術家的父親,覺得自己對兒子甚是了解,對兒子的抉擇更是不表認同。不過後來,呂奡元都到了英國唸書,而選修的是他喜愛的音樂,他坦言這是他覺得最愉快的三年,當時他不斷的去上課和旁聽,主動地去吸收不同的音樂知識,為未來從事音樂的工作而準備。不過,呂奡元亦承認,初時回港工作的確遇到很多問題,情況與很多年輕人亦一樣,包括來自家庭、社會生態、經濟上的種種衝擊;當中雖然有沮喪的時刻,但最後仍堅持自己的選擇。何應豐則回應,他們父母的一輩只顧生活,對子女的要求反而較輕鬆;現在的父母的確是有知識也有見解,但卻更要求子女要在自己建構得很完美的社會中,由他們去為子女挑選生活的方式,這反而更加有束縛。
葉卓棠亦先從自己的經驗,與大家分享他對藝術的看法;他覺得人的創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背後的氛圍所影響的。葉卓棠是今年到訪「布拉格舞台設計四年展2011」的設計師之一;他說今年這個國際性的大型舞台設計展共有二千多人參與,他覺得從事這獨特的行業的人數雖然不多,但在活動中和這些同業活動交流,亦自覺其實也有同伴,覺得心暖,並不孤單。
葉卓棠續說及他在設計展中的觀察。他說在香港館對面的是菲律賓館,右手面的則是一個他亦不知其名的國家,再旁邊則是英國館及德國館;他看到不同國家對設計師的支援是很不同的。例如美國的資源會很多,但那個不知名國家的國家,則只有三位老伯在展館中收拾、向人解說自己的作品。他感觸的不是資源有多少,而是設計師在當中的堅持;他認為這位三老伯的堅持,是更令人佩服。另外,葉卓棠亦在是次展覽中,發現其中有些國家是「很有骨氣的」,如有一個國家的參加者,是在展館中展示一封政府對他們不表支持的信,令他思考更多有關藝術家的困境;另外哥倫比亞展館則有一個斜台裝置,當中有一個電視,播放國家一些節日中的情況,及一些社會運動及抗爭時的片段,而有位黑人則在不斷鞭打斜台。
葉卓棠說,鞭打的聲音震動了整個展場;他覺得藝術家的忿怒是已經過了沉澱,而昇華成一種人與社會矛盾之間的「痛」,他覺得這種思考,是比舞台設計更重要的事。他同時亦分享看台灣無垢劇場《觀》的經驗,演出令他反思香港需要的是怎樣的藝術? 而如何要他想像以後十年是如何,他會問香港人究竟需要什麼?何應豐則以一次他與一志願團體的工作經驗來回應。他說這團體甄選了廿五位年輕人去菲律賓體會貧窮,但因為資源問題,其他落選的申請者便無法參與,這行政的機制亦在矛盾地製造另一種「貧窮」,但其實為何要去菲律賓才可以體驗貧窮?香港其實也有很多貧窮的人。他回說香港教育及藝術的資源,可能比世界很多國家也多,然而我們的藝術發展卻不見得很理想,當中發生了什麼事很值得大家去思考。何應豐回想自己1995年去布拉格參與四年展,震撼於克羅地亞的展覽。他說當年克羅地亞正經歷內戰,設計師只帶了一堵滿佈子彈孔的牆參展,而藝術家就是在這堵的另一面進行排練。今天香港只談製作的數量,但我們有否思考藝術與生命的關係?
藝評人陳國慧則從她對香港藝評生態發展的觀察,去看香港藝術發展的可能性。當要談及未來的十年是什麼情況,而藝評機構又是否擔當重要的角色?她舉出本地資深劇評人張秉權的說法,他說假如藝評機構沒了資助,其實藝評並不會即時「死」的,因為仍然有很多藝評人會繼續寫;但它是否可以在這狀態下令藝文生態保持健康的發展,卻是很大的疑問。陳國慧承認,現在發表藝評的空間越來越狹窄,尤其是報章空間更見不足,不過這情況亦非香港獨有。她分享了之前在瑞典參與的一次國際藝評交流活動,很多演藝發展相當成熟的國家,亦不一定像香港般有一個恆常接受政府資助的藝評組織;這些外地朋友反而羨慕香港的情況。
她說即使近一點如台灣,其實當地的藝評發展亦已被邊緣化;報業生態的改變,令多藝評的空間被剝奪。所幸是台灣有很多藝術學院亦重視研究,所以對藝評都有所支持;但香港在這方面的訓練較少,即使是業界也冷落評論。不過矛盾地,他們有時有會「關注」一些藝評發表,因為現在很多時一個演出可能只有一篇藝評會發表,如果這篇文章對演出有負面的意見,則有可能會否影響藝術申請資助的機會;所以當中的關係是很微妙的。陳國慧承認,近年演出數量是在上升,但評論卻沒有相對增長;如果評論是為了監察表演,則其數量、質素與發表空間,到會影響表演藝術的發展。加上未來十年香港要面對的是「西九」,到底評論會在什麼位置是一個要思考的問題。
陳國慧亦表示,現在我們看藝評的功能,亦應該是比以前開闊的;她更關注的是如何透過藝評,培育更多高質素的觀眾,畢竟十年後,「西九」除了要有一定的觀眾數量外,亦要保持他們對藝術和文化的欣賞水平。目前香港觀眾的年齡層,都比很多海外國家低,於是如何去培育他們更是重要。另一方面,她亦強調藝評對於藝術發展的重要性,是作為一種記錄的方式,讓大家可以回溯文化發展的脈絡。目前香港在完成演出後,便不大關心之後的評論、研究和資料整理的工作,而一個健康的藝術生態,演出的完成只是一個階段;之後的書寫和梳理經驗,才能更令藝術發展可以越見成熟。何應豐認同,藝評的工作是孤獨的,而這種孤獨亦是重要的,因可保持其獨立性;今天我們要關心的,不應只是資源宣傳,而要花更多心思在討論藝術在社會的角色。
呂奡元則回應如何喚起年輕人,思考音樂與生活的關係;葉卓棠亦認為,現在人都失去了本性,反叛不是一種背向本性的呈現,反而是想尋求、回到本性去,而現在參與社運的青年人出來發聲,亦是希望尋回一份原本應有的自由。陳國慧則分享在愛丁堡藝穗節的一些經驗,這個節目的街頭表演更是很精彩,她認為他們社區本身如何參與藝術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她亦關注在這個消費主義主導的香港,如果去策劃具視野的藝術節。她以「香港藝術節」策劃「白俄羅斯自由藝團」來港演出為例,談到觀眾是否能夠完全理解作品,或其實作品原來的意義已經被香港所消費了。陳國慧覺得此時藝評的角色就很重要,因為要提出問題的所在;否則我們仍然只會盲目地迷信數字所帶來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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