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年11月13日(日)
時間:3-5:30pm
地點:Café Golden(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1樓05室)
主持:何應豐
嘉賓:茹國烈、周蕙心、楊春江
摘錄整理:陳國慧

主持何應豐「聲明」今天的嘉賓都是以獨立的身份出現,不過憑藉他們過去在藝術行政方面的經驗,都會對香港藝文發展和未來的方向很有獨特的見解。即若是目前在創作方面涉獵較多的楊春江,他亦曾從事舞團藝術行政的工作;至於周蕙心則長時間在政府單位中推動藝術發展,茹國烈則從以往在獨立的藝術中心內策劃各式藝術節,至目前掌管「西九」的發展。他們在香港策劃、在海外參與藝術節的經驗,與他們在香港的文化位置,可以為大家帶來不同的啟發與思考。

楊春江先分享在「城市當代舞蹈團」的經驗。他說參與藝術行政並不是自己計劃中的事,是與很多身邊的人的推動、因緣有關的。唸視覺藝術出身、亦曾副修中國音樂的楊春江強調,「所有藝術都是共通的」,所以其實行政亦屬創作的一種。他說當時畢業後未知去向,剛好舞團有招攬義工,於是開始涉獵行政的工作,發現「有些經驗是可以互動的」。後來在朋友的推動下,他開始在舞團的二團做些創作,發現是另一個新方向;加上當時的他希望在三十歲前,去做另外一些發展,於是便申請了獎學金去荷蘭和英國唸編舞。

海外的經驗令楊春江獲益不少,其中重要的是其畢業作。這個演出是在學校以外的劇場進行,和以往學校的做法已經很不同;半年後學校告訴他,原來這個演出有當地藝術基金會的負責人去看,對作品很有印象,於是希望邀約楊春江在當地演出。楊春江說基金會的人指導他可以如何申請當地的資助,同時亦建議他怎樣在原來的規模上再發展,並聯絡與當地的人合作等。

最後,資助的撥款可容許他在當地逗留八個月,甚至是讓他有足夠的資源與當地藝術家合作和安排排練室。楊春江坦言這事對他來說的衝擊大。他說香港的「創作和藝術行政是分開的」,但他說荷蘭的藝術策劃者會去主動看演出,甚至是協助藝術家去做,「很多建議是很開放的,亦沒有很多有條件的限制」。正因此經驗,他發現藝術家與藝術行政的關係是很重要的,亦在這基礎上一直「順勢」發展。

何應豐回應說,楊春江的經驗「打破了藝術行政沒有創意的說法」;而另一感受則是,他覺得荷蘭這地方的藝術策劃者,並沒有因為春江楊是香港人,而忽視他的創作,其開放性和包容性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至於在政府從事藝術行政超過二十年的周蕙心,亦說這條路亦不是由她去計劃的;一般政府部門的工作都有內部安排,她說自己「是嘗試去找空間」,要在工作中「找當中的樂趣」。她覺得就是這種精神,令其工作和最後成果會和別人有所不同,有一種「簽字」的特色。

周蕙心亦和大家分享在「兩局」(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年代,籌辦亞洲藝術節的小故事。她很記得,是經常與當時的藝術總監分享、交流各自在周末看演出的經驗。她說大家都如飢似渴地去看很多不同的演出;而這位來自海外、修民族音樂學的藝術總監,是不斷去發掘值得向觀眾推介的亞洲藝術,同時亦見他對之的熱愛;作為做實際支援的周蕙心坦言,這「學習過程很豐富、很有意思」,亦開了眼界,同時思考為何要策劃節目。她說做藝術行政的工作,要有視野,要樂於與藝術家對話,不然只是流於「買與賣關係的,這是很容易的,尤其是以香港目前的經驗和資源」。不過,這卻非是香港要的;如何做到有視野,是未來發展的重要課題。

周蕙心說由官方主辦的來自海外的演出,現在是只佔整體演出的很小部份;和以往搬演海外演出時常碰釘子很不同,現在是大家都對表演藝術認識多了,是成熟發展的表現。不過,要保持和提高本地藝術的水平,還的確要有很多事要做。她說藝術發展局其實就是一個「催化器」,去支持藝術家的發展,這條路要長遠地走。周蕙心近年參與策動「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她說「都是去找不同的空間」,即使可能資助有限,「都要讓藝術家知道(有這些資源)」。她亦分享說,機構文化的確會影響藝術的發展,如在政府工作往往會出現「制度化」、「程式化」的問題;所以,「保持對生活的好奇心」是重要的。

另一方面,周蕙心亦有參與藝術和文化行政的教學工作;她說不少來自內地的學生,很快就在中國不同地方找到工作,在喜見他們的成就之同時,她亦覺得他們是「行得很快」,那麼香港的藝術家和藝術行政人員將擔任怎樣的角色?她認為,未來的藝術行政人員,要與藝術家有對話,產生協同效應,向外推動本土的藝術。何應豐回應目前香港在文化政策方面的缺乏,的確會令所謂「買與賣」的情況,同時場地發展的限制亦令藝術發展遇到不少阻力。(後記:周蕙心在討論後補充,民政局是有提出過文化政策的。不過業界人士為何對之未表關心,或是根本不知道這些政策的內容,則是另一問題了。)他以當年在藝術中心(當時是茹國烈主理劇場部)用十天時間來「入台」的例子,指出場地的靈活性的確可以協助藝團和其創作。

茹國烈先「自報家門」說自己入行藝術行政的歷程。原是唸電腦的他,對劇場很有興趣,一直希望「入行」,後來在政府做了六個月的臨時工,校對場刊、接機甚麼都要做,卻覺得很開心。後來雖然都做了一年電腦工作,但在這期間卻不斷的寫劇評和劇本;最後,他發現要還是要做「自己覺得想做又心愛的工作」,於是便轉職到文化中心做節目工作,亦開始了藝術行政的生涯。茹國烈說他曾經做過不少劇團的行政,於九十年代中加入藝術中心劇場部,工作了十多年,之後到了藝術發展局,目前則在西九管理局工作。

茹國烈坦承,在藝術中心工作的日子是最快樂的,亦是他認為「最理想的藝術行政工作」。當時他負責找節目、看演出、與藝術家發展演出的可能性──不論是香港或海外的藝術家他都常接觸。因為當時藝術中心沒有經濟的壓力,所以可以催生到很多不同的嘗試,他自覺是幸運的。不過後來,他發現這樣的運作有困境,因為票房一直不好;他問自己:「為何我覺得好的東西,沒有辦法累積到觀眾?是環境不好,或是我做得不好?」

他發現,籌辦節目是一件事,但要令節目可以長期發展則是另一回事──藝術和藝術家的永續發展,是要有組織地做的。加上二千年後經濟轉差,他更要為藝術中心找出路。於是他就開始和不同藝團合作,讓中心變成一個平台,去讓事情可延續。他亦說是把這理念帶去藝發局,希望增加資助藝團的數量。另外,他亦表示一直關注和協助場地的發展,「場地多元化的出現」是他所渴望見到的。

楊春江回應,藝術行政人員要對藝術恨有熱誠,才可以和藝術家開展對話;另一方面,他則認為培育本地藝術行政人員的視野亦是重要的。他和大家分享一次在海外交流的經驗,香港藝術家往往會有「孤兒」的感覺,香港是否要有文化局的出現是另一個常常提到但暫未見曙光的問題。像楊春江般在海外的「孤兒仔」經驗,周蕙心回應說亦曾有相類的想法。她分享了一次去澳洲參與藝術節的經驗,香港代表只有來自不同單位的數人,與新加坡文化局對交流活動和藝術家的支援比較,香港對藝術家出外交流方面,可以做的還有很多。

另一方面,她亦曾試過在二零零三、零四年,在「沙士」之後去執行一個政府的特別任務,把香港向海外國家推廣;當時有不少本地大型藝團透過這個平台到國際大城市演出,這些網絡的建立是重要的。她認為,藝術家對於政府能做到的,與未能做到的都很清楚,她覺得更要思考的,是要找到合適的藝術行政去與藝術家同行。

何應豐提到有關「西九」的進一步思考,他說這只是硬體,但如何去建立氛圍才是重要的。茹國烈則回應,他在「西九」管理局內工作了一年半,經驗是要「看大亦要看小」;他說曾經有同事建議,用鳥瞰「西九」這地區時見到的「士巴拿」形狀做標誌,但問題是「西九」未來的用家,根本是難以用這角度看到「西九」的。他說很多時,做規劃的人都以為看到的是好的,但卻忘了從用家的觀點去思考,他們的要求與策劃者是完全不同的。他說這會是危機,所以在「全盤看的同時,亦要考慮用家的需要」,不斷轉換角度,找出當中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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