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年11月19日(六)
時間:2-4:30pm
地點:Café Golden(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1樓05室)
主持:何應豐
嘉賓:陳曙曦、陳淑儀、何偉龍
摘錄整理:陳國慧

主持何應豐說,以這個主題作為是次系列講座的一個總結是挺有意思的,他希望今天的嘉賓能夠帶給各位不同層面的思考。他首先補充是在第六次講座中,嘉賓之一周蕙心說政府其實是有一套文化政策的;不過何應豐卻發現這套文化政策,其實更像是一套是「文藝」政策,同時亦沒有向公眾介紹,於是「政策」是如何推行仍然是一個謎。他關心的是到底香港正在面對一種如何的文化生態;而今天講座的嘉賓,他們參與劇場的經驗,是反映了香港幾代劇人的發展過程。從業餘戲劇開始,到海外劇人回流引入不同的劇場流派,到「香港話劇團」成立確認專業化的轉變;同時演藝學院在八十年代中開始,亦培訓了很多戲劇工作者,他們隨後成立了多個小型專業劇團。

在這條發展的路上,三位嘉賓都在不同階段和時間有不同的思考──帶領「灣仔劇團」從業餘走到目前成為場地伙伴的「團劇團」,何偉龍仍然堅持;在演藝學院任職的陳淑儀,在多年參與劇場後「想叫停」;陳曙曦遊走於香港與去澳門,專注劇場訓練的同時亦運作獨立場地,他們個人的故事,可能是沒有太多人關注的,但他們憑藉一股熱誠一直生活到目前,他們的路是如何走來的?

何偉龍先分享他這廿多年來的經驗。他說以往很少去想做過甚麼,但何應豐的開場白卻令他在十分鐘回想了廿多年的經歷。他說自己「沒有停下來」,認為劇場走像「毒癮」一樣使他沉迷。何偉龍說這固然是個人興趣使然,然而「不只演戲好玩」;他在接觸劇場的同時,亦涉獵很多藝術的形式,越有不同的新發現。他形容自己對藝術和劇場的投入程度,是「走出不來的」;並笑言不明白為何有人可以「走出來」。

常面對有朋友問他何時退休,何偉龍說自己是完全投入於戲劇,現在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根本沒有退休的概念;他自言「不辛苦,不停下來就沒時間想(辛苦不辛苦)」。不過在這過程中,卻會碰到一些很「氣人」的事,就是「當做些很人的工作時,就有很多規矩出現」;他說要用很多耐性去戰勝這些限制。何偉龍回應說,「不同意有文化政策的說法」;他說這問題亦是令他要發言的動力。他不諱言對做製作已經沒多興趣,在製作上獲得的滿足感已不是他所想追求的;他現在是對教學有興趣,希望透過製作來支援學員,讓他們成長,他說這已是是另外一個層次的發展了。

另一方面,何偉龍亦強調香港必須要有文化局去導領香港文化的方向,他說現在的政府對有關的議題可能是「說不出口或不敢說」,因為政策不只是做製作,而是凌駕在很多不同的「局」之上去作出配合的──這是令政府很頭痛的事。於是往往就會給藝術家一些甜頭(如不同的資助)。但他說,現在覺得甚至是「太多錢了」;何偉龍說「不是要資助,我們要的是政策,有好的政策,我們都是可以自己生存的」。他說政府官員只要想想──希望香港三十年後要一些怎樣素質的人民、要一個怎樣素質的社會,就知道必須要有政策的配合──這是香港必須要思考的。

沒有成立和營運劇團的陳淑儀,說自己是從「工作者」的角度去回應。回溯自己未入行的經歷,他說當時在銀行工作,發覺生活相當公式化,亦不知自己在做甚麼,為了找尋生活的其他可能性,他常常去看電影;後來遇上何偉龍,發現原來有另一空間可以表達自己,於是就進入了劇場。陳淑儀說,當演員於他而言並非「偉大的理想,只是想尋找存在的滿足感」;他說當時的想法並不是很清楚的,「倒是戲劇找我而不是我找戲劇的」。

讀演藝學院、走專業之路──他說是一種「自我的滿足」,但慢慢他會問──自己是想如何?難道做戲就是這樣?除了自我滿足外還有甚麼?這種對「不滿足」的詰問,是反映在他撰寫的碩士論文中。陳淑儀說自己沒有想過文化政策的事情;他說自己作為「工作者」,自覺是以製作為本的,不過當這是不斷循環下去的話,他亦開始對這表示懷疑。陳淑儀說自己沒有答案,卻一直給自己空間去思考這問題。

陳曙曦則從其劇團「天邊外」的運作先說起。他坦言是在當年接觸何偉龍的「灣仔劇團」,替劇團導戲後而對劇場有新的啟發。陳曙曦說,自己見到何偉龍是如何去運作一個劇團,亦見到他對劇場的態度是很強硬、很堅持的──何是為了當時作為導演的陳,要求打開劇場舞台後的門而和場地管理爭取──被「深深打動了的」陳曙曦說,看到「如果道理在自己一邊就要堅持」的態度。後來就是因為有了這個「打開門」的成功例子,令後來很多製作都有這安排,場地亦作出了配合。陳曙曦說說這例子令他看到爭取的重要性,而且是可以成功的;往後他在劇場的路亦以此自勉。

回溯自己接觸劇場的過程,陳曙曦說自己是從中三開始接觸劇場的,當時的他希望成為一位電子工程師,後來因為未能修讀理科,想法了落空,於是就在劇場先做做音響滿足一下。其後有一次,因主角未能演出,而臨時又沒有演員的情況下,陳曙曦就踏上了舞台,開始演戲,亦發掘了自己的天份,他自言是在那時開始踏上了「不歸路」。說起劇場的因緣,陳曙曦說自己父親是一位條件很好的粵劇演員,但卻被爺爺迫著做了一份政府工,令他感到很遺憾;從小在這環境下長大,陳曙曦說自己「很討厭粵劇,覺得很吵」,所以從沒想過自己最後會走上了戲劇的路。

他續說在中學時,老師亦不鼓勵他去做戲的;當時的他很喜歡另類劇場,並看了很多「進念」的演出,其中一句說話令他很難忘──「投入制度、打擊制度」。陳曙曦說,他當時覺得,要做好正統的(投入),才可以做另類去作出打擊。在這影響下,他去報讀演藝學院,卻是失望而回。他說感覺學院就像一所工廠,和他所想像的很不同;學院是要訓練學生成為職業演員,以劇場作為工作,但陳曙曦卻相信,「戲劇是一個祭壇」。這種想像的落差,令他感到很沮喪,亦面對了很多衝擊。

畢業後,陳曙曦去了英國,在當地發現了新的世界,亦打開了視野。他發現香港的劇場訓練其實是很狹窄的。後來他在回港後,試過成立劇團,不過經驗卻不是很好,亦發覺營運劇團是很辛苦的,很多時是處理行政多於藝術,見到同業們的辛苦,他本是認為不運作劇團,專心做創作。往後因為辦了戲劇教室,慢慢累積了學生,卻苦找不到場地演出;陳曙曦說發覺香港的小劇場很缺乏,於是就想有自己的小劇場,去培訓演員,為他們爭取排練和演出的空間。

於是他在幾年前在大角咀找到一個很便宜的工廈單位,成立了自己的劇場空間。他說在自己的地方,可以對場地要求、沒有規矩所限,創作多了很多靈活性。不過,陳曙曦說最近政府的活化工廈政策,卻令這空間的發展陷入困境,雖然現在有業主的支持可以渡過難關,不過附近的地段都變成了豪宅發展的項目,他說結果都是要搬走的,目前只能「見步行步」。不過,他說不會放棄的,因為他亦是憑藉上一代劇人沒有放棄的態度走到現在,這是一個一環扣一環的生態,他說這個環不可以斷,下一代的年輕人才會有所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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