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恢復正常,中國官僚系統重新強大起來,試圖再次控制人們的生活與思想。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祖國的陌生人》(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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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九年,王之春奉南洋大臣沈葆楨之命到日本考察。在旅途上,他這樣寫道:「我朝威靈震,一道同風,受萬國之共球,萃塗山之玉帛,聘文之使聯翩而賦皇華者幾於無遠弗屆焉。蓋中天運會所開,初非秦皇漢武徒逞遠略者所可同年語也。」

王之春的感慨是士人階層、官僚系統的普遍情緒。不到二十年前,人們普遍認定清王朝即將崩潰。英法聯軍燒掉了圓明園,皇帝在承德駕崩,留下兩位年輕的太后輔佐一位幼兒天子;太平天國牢牢佔據了南中國,並發動一場差點奪取了北京的北伐。但如今,內亂已經蕩平,總理衙門穩妥的處理著與外來者的關係,新一代地方領導者的表現令人讚嘆——他們恢復了江南的生產,鎮壓了西北的分裂力量,還開始了一場洋務運動。帝國似乎再次恢復了平穩,士大夫開始匆匆為它貼上了「同治中興」的標籤。王之春口中的「中天運會」沒能持續多久,僅僅十五年後,中日戰爭又把美夢都驚醒了。

從一八四零年的鴉片戰爭、一八五一年的太平天國起義,到一八九四的甲午戰爭,僅僅半個世紀裏,中國從崩潰到中興再到潰敗,如此戲劇性的命運是什麼?它給人這樣一種印象,變革只有在中央權力即將被摧毀時才可能發生,而一旦權力再次穩固,所有的變革都將停頓,自滿立刻佔據了上風,於是再次陷入停滯與衰敗。與其說中國是被外來者侵略,不如說我們是首先進行了自我摧毀。


另一次同治中興

過去幾年中,你從中國的官方媒體中、公共情緒裏,一定也聽到了王之春式的自得。「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偉大成就」、「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這些言辭是否像是另一次「同治中興」?

鄧小平的改革是從一場危機中開始的。在一場令世界歷史黯然失色的「自我毀滅」之後,鄧小平領導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正常年代。他重建了與世界的聯繫、給予個人更大的自由、國家從社會生活中逐漸退出。於是,中國社會、中國人再度煥發出巨大的生機,創造了傲人的經濟增長。但是隨著社會恢復正常、物質的豐沛,官僚系統也重新強大起來,它要試圖再次控制人們的生活與思想,要分到剛剛積累的財富中最大的一塊。在一九八八年前往美國時,中國作家劉賓雁發現美國的漢學家們仍沉浸在樂觀情緒中,認定鄧小平的市場改革也必將帶來政治變革,而他卻意識到更大的事情即將發生。

天安門廣場的屠殺深深動搖了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它在國內失去民心,在國際變得孤立。在一場危機中,又一次改革開始了,它許諾出更大的經濟自由。中國再次震驚了世界,它變成了一台不知疲倦的生產與消費機器。於是再一次,樂觀情緒湧來,人們覺得中國不僅是中興,而且要領導世界。

但很有可能,中國再度被「成功」擊垮了。在空氣中洋溢著自滿時,中國也正在丟掉所有令它成功的因素。它關上了對外學習的大門,以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態示人;它忘記了市場經濟才是發展的動力,拼命的擴張國有企業;它忘記了自由思想、個人的創造力才是創造的源頭,它要再度控制教育、用黨化宣傳塑造年輕一代;它忘記了分散權力,才會帶來社會的和諧、才會激發人們的同情與自主,準備通過官僚機構來推動社會變革;它忘記了因為信息公開、自我批評,才塑造了改革的黃金時代,它要用「和諧」的名義扼殺不同的聲音……幾乎所有的證據在暗示,中國正在滑向另一次危機。或許從西藏、新疆的騷亂,到幼兒園的砍殺、富士康員工的跳樓,再到青年一代的集體困惑與庸俗化,一場社會危機、道德危機已經到來,中國已經在進行一場慢性自殺。 
源頭在官僚權力

為什麼「成功」總不持久,總要一場巨大的危機才能驅動變革?很有可能,不受制約的官僚權力是這一切的源頭。在中國的歷史上,官僚代表著最高、也是唯一的權威,它控制著政治、經濟、思想。因為它沒有競爭、不受制約,所以總是輕易的被腐蝕,它的腐爛又帶來全社會的腐爛。一場巨大的危機暫時衝垮了官僚系統,給予社會、公眾以暫時的喘息,個人的自主性得到了釋放,繁榮也隨之而來;但可悲的是,繁榮又激發了官僚系統的重新復甦,它又開始試圖把持一切,高聲的自我讚揚,直到下一場危機的到來……
 
我們或許暫時找不到解決的方案,但是,打破對中央帝國的迷戀、打破對統一國家變態式的偏執,卻可能是第一步。中國歷史最燦爛的時刻,是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是與遼、金並存的宋代中國,而不是「焚書坑儒」的秦皇帝國,或是文字獄盛行的「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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